本文的作者借阅了当年钱钟书的毕业论文《十七和十八世纪英语文献里的中国》……铺陈排比不在话下，幽默、毒舌比比皆是，小编也带您一起了解一下在那个没有BAT的年代，钱老的论文是如何跨度多年的文献的。凡在国外待了一阵的人，难免有语言上的无奈。国语水平不断退步，词不达意和提笔忘字成了日常，而这外语上，又陷入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境地，写篇正经的论文勉强，若要讲究表达修辞，文化积累的短板就像枯水期的沙洲，彰显无遗了。有了这个困扰，我就想到历史上的各位。民国的一群人早成了脚踏东西文化的典范，仿佛这个问题就不曾有过。作为一个“存疑派”，我是要把当年人的东西找出来，尤其是被公认为大家的，瞧一眼他们当年的英文水平。地缘上，钱钟书自然成了我最方便的目标。抱着这样的想法，我给饱蠹楼写了一封信，写明要一位中国学者QianZhongshu于本校年毕业论文的原稿。不久就收到了回信，说没有查到，那个年代的论文未入电子档案，而且这篇论文在年出的一本书中收录过，可直接去借。我自然知道现代印刷的版本，但文艺病犯的时候，就是想要捧着原稿的历史感。既然找寻不到，这事我就当过了，也没放在心上。没想到两周后又收到邮件说，你要找的论文是Chung-ShuChi’en的吧，那个我们有。哎！没文化真可怕！钱钟书三十年代的时候当然用的威玛氏注音，我发过去的拼音当然查不到。我红着脸回了信，揣上纸笔，奔往档案馆。拿到那本来自上世纪的线装论文原稿时，就像到了藏宝图指明的终点。钱钟书当年的毕业论文原稿，威氏注音：Chung-shuChien先看了一眼标题，就吓到了：“十七和十八世纪英语文献里的中国”(ChinaintheEnglishLiteratureoftheSeventeenthandtheEighteenthCenturies)。这题目别说是硕士论文（钱老当年的学位等同于现在的M.Litt，杨绛翻译作“副博士”，可算是研究型硕士），就是博士论文，拿去导师那里估计也是被一顿臭骂，打回重来。即便是当时，论文也是往偏僻窄处着力，才不至于太过宽泛，难以下笔。一篇论文要跨越两百年的文献，难以想象。这样一个标题下论文写的如何呢？钱钟书在前言就给了个下马威。引用了法国人PierreMertino的德国人AdolfReichwein后，钱钟书说相关主题的作品至少我在英文文献中还没发现，正巧为论文的研究提供了空间。这文献综述写得霸气。言下之意，我的研究方向，凡是拿英文写的文字中都没有，找到其它语言中倒是有，不如我就拿英文写一写吧。全文中暗藏不少这样的语气，时不时地讽刺一下英语作家跟在欧陆作家屁股后面辛勤翻译的往事。引用的选择也颇为有趣，比如谈到文献中就中国人高傲的描写时，就引用十七世纪英国人耳闻的中国世界观：“欧洲人有一眼，我们有双眼，而其余的世界都是瞎的。(TheChinesesay,thatweEuropeanshaveoneeye,themselvestwo,alltheworldelseisblind)”。文中的笔迹考证的功夫更是深厚。每一页的几处引用，全篇下来，跨越两百年，甚至提到了二十世纪初的文章，不免让人嘀咕，在没有电脑、googlescholar和关键词搜索的当年，钱老是看了多少书。举个例子，钱钟书在文中考证了十七世纪英国的文献记载上第一位中国人。在LifeandTimesofAnthonyWood这本书里，他看到牛津大学的东方学学者ThomasHyde和詹姆斯二世在年9月的对话纪录，其中提到一位在牛津的中国居民。詹姆斯二世还收藏了这位中国人的画像。ThomasHyde自称从这位中国人身上学了“不少东西”。但这个中国人是谁呢？Hyde学到的“不少东西”又有哪些？围绕Wood和Hyde的著作，钱钟书继续找下去，他发现Hyde有一些未完成的书稿计划，其中提到了这位中国人的名字“ShinFo-burgh”，而学到的“不少东西”则是中国的测量单位。Hyde在年出版的书中还提到了中国的围棋和骰子。这样一来，考证才算告一段落。顺便说一句，Hyde和Wood当年的作品是用拉丁语写的。如果作者没留下什么考证的空间，钱老还会牢骚一句，比如在说到RobertBurton时，钱老评价道这家伙的固疾(besettingvirtue)就是标明文献来源，整个作品一下子就没那么有趣了。而我最
转载请注明：http://www.beicanshijie.com/wxbz/1520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