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骕先生是“中国植物学之父”，同时又是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作为学衡派主将之一，他与胡适在新文学运动前后所展开的“二胡论战”曾影响一时。这场论战主要围绕着白话文与古文之争展开，核心是白话诗问题。论战从美国开始发动，在国内展开，不仅直接刺激了《学衡》及学衡派的产生，对整个新文学史的发展也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作为植物学家的胡先骕因此与吴宓、梅光迪等一起在各种文学史著作中携手出现。然而，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学界对此所作出的评判与研究，多缺乏历史性的了解，许多问题尚需廓清。
胡先骕和胡适
要讨论胡先骕及《学衡》，胡适是个不可不说的人物，留学海外的学衡派主将们正是由于他的文化刺激，才最终创办了《学衡》杂志。这些人中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是梅光迪和吴宓。梅曾是胡适留美时的好友，后因白话诗问题而闹翻，由至友转为敌手，胡适曾说他搞白话文，直至搞新文学运动，是被梅光迪“逼上梁山”，[1]此话虽有英雄自夸之处，但胡、梅之间的冲突大体如此。至于吴宓等人，虽与胡适无密切过从，但他们大多出身哈佛，在美期间已对胡氏言论大为不满，据《吴宓自编年谱》载，吴在年8月与梅做了一次长谈后，达成了“抗胡”联盟的意向，为此后《学衡》的创立奠定了基础。[2]从特定视角来看，《学衡》杂志的创立就是为了打倒胡适，套用胡适的话来说，也是“逼上梁山”。
随着近年来研究的深入，梅、吴与胡适的种种恩怨，已为一般治史者所熟悉，但胡先骕与胡适之间的关系，却少为人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学界更多地将胡先骕定位于有成就的植物学家，而忽视了他在现代文化论争中的关键性作用。当我们回溯历史，可以发现，在新文学运动中，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胡先骕是个核心角色，胡适的白话文运动一开始正是以他为目标，并由此引出了一场“二胡论战”。
下面，我们将不揣浅陋，对此问题进行专题性的讨论，以就正于方家。
一、二胡论战的前奏
从《文学改良刍议》到
《中国文学改良论》
胡适在正式推行白话文的新文学主张时，具体的攻击对象是胡先骕。选择胡先骕为白话文运动祭旗绝非偶然，首先，胡先骕好做古诗文，而新文学运动就是从白话文能否作诗的争论开始的，胡适自己曾说：“新文学是从新诗开始的。最初，新文学的问题算是新诗的问题，也就是诗的文字的问题，哪一种文字配写诗？哪一种文字不配写诗？”[3]胡适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时，正留学于美国，取好做古诗文的留学生胡先骕来攻击属于就近取材。其次，胡先骕旧学渊源有自，他虽是植物学家，但古诗文造诣颇深，是清末“同光体”的重要传人。同光体“由文学言，不外受桐城文派的影响。”[4]偏好桐城派的林纾，又恰恰是胡先骕就读京师大学堂时期的老师，而这些人物及文派，正是胡适要打倒的对象。将胡先骕祭出，可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目的。
正因为如此，当年11月，在美国的胡适开始写作《文学改良刍议》，掀开新文学运动序幕时，他所选择的具体攻击点正是“吾友胡先骕”。当年1月，《新青年》登出此文后，陈独秀、钱玄同等纷纷响应，遂引起了空前的热议，唐德刚曾说：“新文学运动又是他那《文学改良刍议》一篇文章刍出来的，因而在中国近数十年来深入群众的各项激进文化和政治运动，归根结柢都与他这篇文章有关。”[5]此话或有夸张之处，但此文影响巨大也是不争的事实。而胡先骕也因为这篇文章，一开始就不由然地深深卷入了“新文学运动”之中。
在《文学改良刍议》里，胡适指斥胡先骕所作古诗词为滥调套语，说它是“似是而非，貌似而实非之诗文”。，以此证明文学改良或革命之必要。为了更好地加以讨论，我们不避繁复，将胡词及胡适的批语俱引如下：
胡先骕原词为：
荧荧夜灯如豆，映幢幢孤影。凌乱无据。翡翠衾寒，鸳鸯瓦冷，禁得秋宵几度？幺弦漫语，早丁字帘前，繁霜飞舞，袅袅余音，片时犹绕柱。
胡适所下的判语为：
此词骤观之，觉字字句句皆词也，其实仅一大堆陈套语耳。“翡翠衾”、“鸳鸯瓦”，用之白香山长恨歌则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帘”、“幺弦”，皆套语也。此词在美国所作，其夜灯绝不“荧荧如豆”，其居室尤无柱可绕也。至于“繁霜飞舞”，则更不成话矣。谁曾见繁霜之“飞舞”耶？
吾所谓务去滥调套语者，别无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工夫。其用滥调套语者，皆懒惰不肯自己铸词状物者也。[6]
勿庸讳言，此词在胡先骕的诗文中实非上乘，遣字表意上确有可商榷处，胡适所谓“去滥调套语”的主张有其合理性。但是，胡适在此最为不妥的有三点：一是旧辞的沿用被不加区分地等同于滥调套语，进而得出白话文优于古文的论点。二是以绝对写实主义的尺子来衡量文学，于是文学的含蓄，虚与实的结合，意境与意象问题被排挤得几乎没有了空间。三是判语武断，以己之是非为是非，过于相信自己的才学。
这三点总括而言，就是主观性过强，造成偏执之处颇多。
就第一点而言，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更多的是胡适的个人感受问题，是一种个性化的文学态度。但这样的态度取向是否立得住，却是值得推敲的。同样的态度，我们还可以从对胡适推崇有加的废名身上看到，胡氏曾有“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的新诗，废名欣赏不已，而“枯藤老树昏鸦”这样的名句，废名却觉得不好，理由是：“《蝴蝶》算是一首新诗，而‘枯藤老树’是旧诗的滥调而已。……看不出好处来。”[7]且不论其他，当文学艺术中的好坏与新旧画上了等号，其前提本身就值得高度质疑。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当年那些塞满了古典诗文的头脑，是会对“枯藤老树”之类的文字感到厌闷，反而会因一时之新奇，被“两个黄蝴蝶”之类的句子所吸引。然而，当时间淘洗掉当年那些时髦的热情后，试问今人，谁还会同意废名的见解，极力贬斥经典，而全力推崇《蝴蝶》那样的诗呢？
至于第二点，文学追求的不是完全的真，而是美，所以“余音绕柱”是一种美的描写，何必在意居室是否有柱与否呢？如按照胡适的这一思路，试问鲁迅的“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句子中，“城头”又何在呢？所以，“似是而非，貌似而实非”虽是胡适对胡先骕诗文的讥讽，但如运用得当，能做到神韵皆在，“似与不似之间”反倒是优点。
至于第三点，我们可以看到，“翡翠衾”、“鸳鸯瓦”之类，不过是通过色彩、质地的意象描写，表达一种思念远方爱人的心境。它典出《长恨歌》里的“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只因这一点，胡适便断言这是帝王之物，胡先骕不能将其入词。但事实上，在中国古代诗文里，这是常有的用法，《西厢记》里就有：“鸳鸯枕，翡翠衾，羞搭搭不肯把头抬，弓鞋凤头窄，云鬓坠金钗。”宋刘镇的《贺新郎·题王守西湖书院》写道：“春满轩窗无着处，更银蟾、冷浸鸳鸯瓦。”它们都与帝王所居、所用无关，甚至很有豪杰气的刘克庄在他的《沁园春·辽鹤重来》里也诵道：“不辞露宿风餐。怕万里归来双鬓斑。算这边赢得，黑貂裘敞，那边输了，翡翠衾寒。”何曾有半点帝王色彩呢？至于“繁霜”自然不能飞舞，但这里写的是秋景，所谓繁霜，可指白菊如霜的情景。白居易《重阳席上赋白菊》：“满园花菊郁金黄,中有孤丛色似霜。还似今朝歌酒席，白头翁入少年场。”若是白菊飞舞如霜，惆怅凄婉中，不是很有古典美学意蕴吗？总之，胡适为达成自己的观点，以己意强加于人的痕迹是很明显的。从一定意义上来看，与其说是胡先骕的诗文有问题，不如说胡适为了自己的文学目的，制造出了若干问题以供驱使。此后，胡适又发表了一系列文学革命的文章，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对《文学改良刍议》中建议的强调与重申。
两年后，胡先骕对此文作出了回应。即刊于《南高校刊》，后又登载于《东方杂志》的《中国文学改良论》[8]，从名字就可以看出，这是一篇回应《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而且主题也是要求中国文学改良。整篇文章中，胡先骕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的，他表明对于改良文学是赞成的，只是反对以偏激的态度，用白话推倒文言而已。他说：“素怀改良文學之志，且与胡适之君之意見，多所符合。独不敢为鲁莽灭裂之举，而以白話推倒文言耳。”在此，胡先骕并不认为他与胡适是对立的阵营，所以对于胡适的错误，他仅做了简单的点评。总体而言，此时的胡先骕还是希望与胡适成为文学改良的同路人，他认为，只要“以古文学为根基，而发扬光大之”，就可以去“创造一时之新文学”，至少对胡先骕来说，双方并无走上对抗的必要。当年胡适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发表后，双方才开始了针锋相对的论争，这时二胡论战才算真正展开，《学衡》杂志也由此催生。[9]
二、“喝倒彩”与“反对党破产”
《评〈尝试集〉》的命运与
文化保守主义的阵地问题
《尝试集》是胡适的白话诗集，也是新文学运动中激进派的第一个标志性成果。它结集于年，年3月出版，半年后再版，至年已经出了四版，此书一印再印，在当时真可谓轰动一时。再版时，胡适在南京高师作序，他颇为自得地表示，要再一次自己给自己喝彩，他说：“‘戏台里喝彩’是狠难为情的事，但是有时候，戏台里的人实在有忍不住喝彩的心境。”[10]前已论及，白话文之争的核心是白话是否可以入诗，胡先骕被攻击的也正是旧体诗。年新文学运动开始不久，还在美国的胡适即“自誓三年之内专做白话诗词”，并取陆游诗“尝试成功自古无”，来给自己的诗集取名为《尝试集》。[11]现在三年期满，《尝试集》按时出版，且一版再版，胡适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兴奋之情是可以想见的。而对胡先骕等人来说，胡适的“喝彩声”刺耳异常。[12]加之南京高师是胡先骕供职所在，后改制为国立东南大学，到年梅光迪、吴宓等纷纷来此，文化保守主义者的阵营在此形成。胡适在这里所作的自序，对于胡先骕及吴宓等人不啻是一次文化叫阵。在这样的情况下，胡先骕历时二十余日写就《评〈尝试集〉》，对胡适的新诗作了全面的否定，可以说，这时“二胡论战”才真正展开。
然而，19世纪20年代已经成为白话文全面胜利的时代，从年开始，教育部门开始明令废除文言文中小学教材，白话文成为国语。这种史无前例的快速转变，使得新旧人物在当时的文化命运大为迥异。当然，这种所谓的“新旧”从学理上来说并不准确，在此不过是历史名词的沿用，是以激进主义眼光来立说的，为当时的一般舆论，并成了后世的习惯称谓。如果胡先骕及学衡派也算“旧人物”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说，这种所谓的“旧人物”，其实并不守旧，只是因为反对全盘否定历史文化传统的立场而被目为“陈旧”。学衡派之前这样的“守旧派”已不在少数，但他们文化压力极大，最后基本上都被排挤出了主流文化圈。如曾发表过《中国文学改良论》的《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无论资历还是学养都堪称一等人物，却因为与激进主义的论争，于年被迫去职。反观文化激进主义者却风光无限，如被称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竟在年被聘为北大教授。众所周知，教授是学问精深者所拥有的职衔，吴虽与陈、胡为同一阵营，但就学问而言，却远非同类。撇开各种意气之见来公正地评判，我们完全可以说，此老除了一些激愤之言吸人眼球之外，实无学养可言，学术上可谓一无所长。然而，他靠骂孔子骂成了北大教授，说是当日的“文化明星”，当不为过。只是以骂孔子而得此地位，就凭这一点，当时的风尚就值得反思。
所以在此背景下，当胡先骕用尽心血写就的《评〈尝试集〉》问世后，竟找不到可以发表的地方了，这一状况也催逼着文化保守主义者必须开辟自己的文化阵地。据《吴宓自编年谱》记载：“《学衡》杂志之发起，半因胡先骕此册《评〈尝试集〉》撰成后，历投南北各日报及杂志，无一愿为刊登，或无一敢为刊登。”[13]仔细玩味这段文字，我们可窥见，当时的思想文化风气已完全一边倒，胡适自我“喝彩”赢得一片掌声，而胡先骕的“喝倒彩”却找不到话语空间。“无一愿为刊登”或者还有价值不认同之处，而“无一敢为刊登”则可见当时文化激进主义力量之强势，以杜亚泉那样的身份尚需避让不及，黯然离场，何况他人呢？简言之，文化保守主义受到排压是大势所趋，时人即使不趋新，也不敢公然对抗这股势力。
其时为年，吴宓、梅光迪等人已齐聚东南大学，并有意与胡适决战一番，《学衡》杂志的出版也正在酝酿之中。此时，《评〈尝试集〉》的遭遇无疑是对学衡诸子的当头棒喝，是改弦易辙还是坚持原来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成了摆在他们面前极为现实的选择。如果和胡适等人合流，以他们的学养和背景，不说声名鹊起，至少总要赛过吴虞之流的。如果坚持与文化激进主义对抗，《学衡》的未来命运很不乐观。《学衡》诸子之所以坚持办这一刊物，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文化使命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胡先骕在一首诗中说道：“非敢谓希圣，天责无所逃。”[14]颇能反映这种心境。
年1月，《学衡》正式创办，找不到地方发表的《评〈尝试集〉》终于公之于众了。它连载于《学衡》第一、二两期，此文分为八个部分，对胡适的《尝试集》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批判。有学者认为：“胡先骕完全否定了《尝试集》。”[15]在此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否定《尝试集》并不意味着否定新文学或新诗，胡先骕只是对胡适的文学方向表示异议而已，希望另走别路，他说：“‘此路不通’，终有他路可通之一日。”[16]这与《中国文学改良论》中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在此文中发挥得更为详尽清晰。所以胡先骕此文不仅仅是贬胡之作，更主要的是站在古典主义文学立场，以胡适的诗歌创作为切入点，对新诗的未来进行理论性的探讨。胡先骕说：“且评胡君之诗，即可评胡君论诗之学说，与现时一般新诗之短长。古今中外名家论诗之学说，以及真正改良中国诗之方法。”[17]公正地来看，比之胡适的论诗之作，它更理性，也更具学术性。
此文主要集中于三大问题的讨论，简言之：一是古文是否为死文字，是否可以入诗。胡先骕认为，古文、白话文是不能强分死活高下的，它们只是文字材料而已，所以强行排斥古文是极端错误的。他说：“文学之死活以其自身之价值而定，而不以其所用之文字之古今为死活。”他还指出，古文与白话文之间的关系，不能用希腊、罗马文字演进为英、德、法文的例子来硬套，因为它们终属两种不同民族的话语，恰如汉文与日语的关系，与汉语的一脉相承是完全不同的，将它们随意比附是极不负责的欺世之举。胡适作为具有现代学术训练者出此言论，实在令人难以原谅。他说：“以不相类之事相提并论，以图眩世欺人而自圆其说，予诚无法以谅胡君之过矣。”二是诗歌是否要打破一切束缚，胡先骕认为诗文是有别的，“诗之有格律，实诗之本能。”否则作诗如作文，古今中外皆无此理。三是形式与内容的问题。胡先骕认为旧体诗之衰不在形式，而主要在内容，这才是文学改良的真正方向。所以胡适等人攻击的清代旧体诗不是输在形式上，而是内在内容不够，这是时代所造就，非人力所为，或者说那是时代的缺陷，而非文体之过。他说：“以曾受西方教育，深知西方文化之内容者观之，终觉其诗理致不足，此时代使然。”[18]这里所谓的“理致”，不仅是时代精神和创作经验的问题，更主要的是现代学术发展所带来的理论深度及思考力。换言之，随着各种新学术的发展，新诗自然会结出成果，但它不是割裂历史，推倒过去的后果，而只能是新旧文化融会的结晶。
胡先骕的文章有理有据，且不论其具体结论是否都能成立，但他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旧值得我们深思与深思。此文刊出后，胡适没有马上正面回应，但据《胡适日记》，胡适对于《评〈尝试集〉》颇有针刺之感，在年2月4日的日记中，他引了一篇对胡先骕作批评的《评〈尝试集〉匡谬》，以图自我抚慰。但此文强词夺理之处甚多，学理亦不通，故年2月6日，他开始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此文可谓不论而论，它以历史总结的方式，宣告旧文学的死亡，新文学的创立。所以虽不正面回应，但等于宣告胡先骕之文无价值。
胡适素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为所谓的科学方法，在这篇文章中，他大谈文学的变迁，就是为了证明他一系列“大胆假设”的正确，而这些“假设”中最主要的是：古文是死文字，白话文是文学正宗，古文已死，白话文胜利。至于说胡适的论说方式是否科学，我们先且不论，问题的要害是，胡适文中对胡先骕提出的问题几乎没有作出学术性的回应，仅仅说：“中国人用古文作文学，与四百年前欧洲人用拉丁文著书作文，与日本人作汉文，同是一样的错误，同是活人用死文字作文学。至于外国文与非外国文之说，并不成问题。”随后就在文中大胆宣告道：“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19]
从学理上来说，反对党是否破产不是这几句话就可以打发的，作为受过现代学术训练的学者，胡适或许也能感觉到自己在论辩中的脆弱性。年3月3日的胡适日记中载道：“回家，作文，到十二时，居然把《五十年的中国文学》作完了。共页，四万余字。此文费了我一个月的功夫，但还不很满意。”[20]“不很满意”，就证明胡适自己也意识到论说中尚有缺陷。但胡适是实用主义的信徒，注重文学的社会实际效果，所以他以实用主义的方法态度，极力来弥缝这种缺陷，例如，在文中他说，古文造诣极好的鲁迅兄弟以前也曾用古文翻译过小说，但“十年之中，只销了二十一册”，他说：“这一件故事应该使我们觉醒了。用古文译小说，固然也可以做到‘信’、‘达’、‘雅’三个字，——如周氏兄弟的小说，——但所得终不偿所失，究竟免不了最后的失败。”[21]周氏兄弟的“失败”与“反对党”的“破产”，在他看来原因都是一个，那就是推崇古文这样的死文字，将会没有受众，白话文胜利是历史大势所趋。但这种思路已超出文学理论的讨论范畴，基本不具学理的意义。
胡适此文作成于年3月，年2月在《申报》五十年纪念刊中正式发布。在此期间，此文已在学界流传，结果又一次好评如潮，这也使胡适再次信心十足。据胡适日记，年3月11日：“孑民先生有信，他很赞许我的《五十年的中国文学》。”[22]10月29日，日人桥川要求胡适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交予他译为日文。不仅蔡元培等学界名流站在胡适一边，甚至外国学界也深为接纳，这无疑大大地给胡适鼓了劲。加之《尝试集》一如既往地大受欢迎，当时已销到一万部，这些事情足以使实用主义者胡适相信，以古文作诗文是没有生命力的。所以年10至11月间，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胡适再次断言：“现在新诗的讨论时期，渐渐的过去了。”[23]
总的来说，胡先骕的文章在当时的确没有得到大力的响应，从主流学者到一般民众，心之所向都是文化激进主义。在文化情绪战胜学理的背景下，他注定了被忽视，甚至被误解，被歪曲，胡适的新文学风头依旧。胡先骕提出的问题，不仅在当时，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引起重视。当年《评〈尝试集〉》无处发表，现在发表后少有人响应，理性的声音被淹没在激进主义的浪潮里。在当时，文化保守主义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是边缘化的，并始终被边缘。年2月《申报》五十年纪念刊同时刊出胡先骕的《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在文中他强调指出：“一种运动之价值，不系于其成败，而一时之风行，亦不足为成功之征。”虽然胡先骕不以“一时之风行”为成功标志，但社会的风尚已注定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弱势。如果真要说“反对党破产”，那并不是学理上的淘汰，是时代的风尚使然。
三、从文学论战看胡先骕在学衡派中的地位及作用
学衡派与文化激进主义的论战是以文学为核心的，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二者交锋的场地主要是文学，并由此发散到人生信仰、学者精神、学术研究，以及整个新文化思潮。”[24]由前可知，在这场论战中，胡先骕不仅是文学主将，而且是激进主义“文学革命”的主要对象，种种缘由纠葛都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一名植物学家，他因为这场论争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更在学衡派中担负着重要的角色。
论及学衡派时，一般来说，学界多聚焦于吴宓、梅光迪等人。毫无疑义，《学衡》杂志的创立与他们关系极大，甚至可以说，《学衡》就是他们“抗胡”的成果。但是，在《学衡》初期与胡适等的论战中，胡先骕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在他们之下，甚至可能更为突出。这一点从对手的反应就可以看出，当《学衡》问世后，胡适最为看重的是两位对手：梅光迪和胡先骕。前者与胡适一度私交甚密，后因学术立场势如炭火，最终分道扬镳。所以梅光迪的文章中多有意气之言，这些话对于胡适产生了刺激作用。胡适曾说，《学衡》是“学骂”，所谓“学骂”，主要是梅光迪在《学衡》第一、二期的《评提倡新文化运动者》、《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中的一些愤懑之言。胡适说：“东南大学梅迪生等出的《学衡》，几乎专是攻击我的。”[25]沈卫威指出：“梅光迪在先后两篇文章中，把胡适暗示为政客、倡优，的确让胡适不快。”[26]在胡适日记中，曾载有一首打油诗，虽是诙谐之词，却掩饰不住愤愤之气：
老梅说：
“《学衡》出来了，老胡怕不怕？”（迪生问叔永如此）老胡没有看见什么《学衡》，只看见了一本学骂！[27]
如果说梅光迪由于愤懑之气难于排遣而有“学骂”的痕迹，胡先骕则从头至尾都是在客观理性的基础之上进行辩难。但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胡先骕和梅光迪一起遭到了胡适的抨击。胡适说：“南京出了一种《学衡》杂志，登出几个留学生的反对论，也只能谩骂一场，说不出什么理由来。”[28]这番话放在胡先骕那里是极不准确的，由前可知，胡先骕没有谩骂，“说不出什么理由”的恰恰是胡适自己。胡适表现出这种态度，是因为胡先骕的文学批评已经刺痛了他。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虽然胡先骕的论点没有得到时代及民众的认可，却让对手感受到了力量。
这是一种知识力量。这种力量对于普通民众或许无知无觉，不放在心上，但对于真正的知识分子却是安身立命之所在。知识分子对于世俗名利可以表现出清高与鄙夷，但在争夺知识话语权或真理代言人上却从不让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知识分子是生产文化、捍卫真理的人，所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LewisCoser）将知识分子称之为理念人（menofideas）。就学术问题来说，这种生产和捍卫的合法性一般都来自于知识群体的认可，而不是普通受众。所以在二胡论战中，胡适的言论虽得到民众的拥护，却无法从知识理论上使文化保守主义群体心悦诚服。胡适虽以实用主义的效果论遮蔽过去，但窘态已现，越辩越显现出理论准备的不足，这或许就是胡适“不很满意”的知识心理所在。西方社会学家曾将知识群体分为真理战士与党派圣哲（thepartisansage），这二者明显有别，“真理战士希望他信为绝对真理的体系能在逻辑上取得胜利；而党派圣哲则力争他及群体所代表的行动趋势在社会上取得胜利。”[29]认同真正的知识分子身份的学者，总是将自己标榜为前者；而社会改革家则多归于后者。胡适所认同的无疑是前者，他十分强调自己的学者身份，与陈独秀等人最终分道扬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选择路径的不同所致，后五四时期胡适致力于学术研究也是为了突显自己的这种身份。诚如研究者所指出的：“胡适最希望后人记得他的，绝不是革命领袖，也不是社会改革家，更不是外交家，而是学者或思想家。”[30]从总体上来说，学衡派其实也是致力于非政治化讨论的学者群，他们淡化政治，强调文化，所以胡适成为了他们的主要论敌，而不是态度更激进的陈独秀等人，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所以在普通受众不能真切了解的文化氛围里，这种力量的产生完全来自于学理。这种学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代科学方法；二是西方文艺理论。
就前者而言，我们知道，胡适一生都在标榜自己以“科学方法”治学，科学成为他制胜的利器。然而，他的对手胡先骕就是真正的科学家，于是，以科学对科学成为制约胡适的重要法宝，这是其他学衡诸子所无法企及、无以替代胡先骕的地方，也是胡先骕对于学衡派的最大贡献。即使是今天看来，胡先骕文章中透现出的逻辑性、科学性也是极为严密的，《评〈尝试集〉》以质上的逻辑推演，量上的数目统计为基础展开讨论，这是胡适以前的论敌中所没有的。沈卫威曾指出：“胡先骕个人的学术专长是植物分类，他用科学的统计分类法，把胡适的《尝试集》作了如此科学的肢解，该诗集的尝试精神、创新精神和开一代新诗风的时代精神完全化整为零了。”[31]
就后者而言，胡先骕从西方文艺理论出发，与胡适进行了全面的文学论战，具备这种学养的对手也是前所未有的。郑振铎在《新文化大系·文学论争集》中指出：“林琴南们对于新文学的攻击，是纯然出于卫道的热忱，是站在传统的立场来说话的，但胡梅辈却站在‘古典派’的立场来说话的，他们引致了好些西洋的文艺理论来做护身符。”[32]郑振铎所说的“胡梅辈”，当然是指胡先骕和梅光迪，它来自于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影响，但又有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就在于胡先骕被放在梅光迪前面，成为了“反对党”的首席代表，这是因为当时以文艺理论为“护身符”的主要是胡先骕，而且由前可知，胡适对于这些“护身符”并没有能够进行实质性的回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胡先骕在文学论战中更具核心地位，所以被提到了前面。还需要指出的是，在《新文化大系·文学论争集》中，郑振铎第一次提出了学衡派的概念，此书的第三编标题即为“学衡派的反攻”，这是学衡派名称的首次出现。这种排序反映了当时文学界的一般观念，即：胡先骕是学衡派的最重要代表。总之，由于胡先骕在文学论战中所居的核心位置，奠定了他在学衡派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也使之成为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之一。
四、是“复古”还是“纠偏”：
“新文学运动”中的学衡派价值
前已论及，二胡论战以胡适的胜利而告终。但胜利并非就意味着完全和真理站在一边，以非学术方式取胜的学术问题，终究还得接受历史的检验与评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胡先骕及学衡派虽然失败了，但他们所表现出的价值并不会被历史的尘埃所掩盖。当我们今天来评说学衡派的功过得失时，我们应该更加从容地面对历史，而不是简单地对号入座。
在讨论新文学问题时，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衡派被定位为“复古”和“倒退”的代表。如当年一本权威的文学史著作中是这样说的：“以胡先骕、梅光迪、吴宓等为主，写了很多攻击新文化与文学革命的文章。……打着复古主义和折衷主义的旗号，向新文化运动进攻。这些人都是留学生出身，是标准的封建文化与买办文化相结合的代表。”[33]长期以来，在学界的主流观念中，《学衡》与新文学一直被认定为尖锐对立的关系。在激进主义的文化思维下，文学也笼罩着你死我活的战斗理念，非新即旧，不拥护革命就是敌人，这种思路至今仍隐在一些人的意识深层挥之不去。
然而我们要说的是，胡先骕及学衡派并不是愚顽的彻底复古主义者，他们从来就没有反对过新文学，他们所反对的不过是激进主义的文学路径。如果我们的新文学视野能够容纳面更广一些，而不是仅有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物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说，从始至终，这个“反对党”不仅不是新文学的对立面，甚至还是它的有力一翼，只不过他们所选择的是一条更为稳健的改良路线。如果说陈、胡等是新文学中的激进派，那他们就是新文学中的保守派。只是那个时代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机会和空间来实施他们的新文学主张，甚至连他们的解释也常遭误解。有学者曾指出：
学衡诸人其实也在思考着新文化和新文学，探讨着文化和文学的时代发展路向，他们并不是一味地反对文学的创新活动，甚至在理论上就不是以‘新文化’、‘新文学’为论争对手的。……“学衡派”其实应当属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思想文化派别，同倡导‘文学革命’的‘五四’新文化派”一样,他们也在思考和探索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道路,他们无意将中国拉回到古老的过去,也无意把中国文学的未来断送在“复古主义”的梦幻中。在思考和探讨中国现代文化的现实与未来方面,‘学衡派’与其说是同各类国粹主义、同‘甲寅派’沆瀣一气。还不如说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们有更多的对话的可能。[34]
若抛开全是全非的惯定思维，需要申明的是，我们无意否定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文学倡导之功，然而，如果尊重历史，我们也应该正视其短。如果今天还不对文学建设中的激进主义思路进行必要的反思，其负面效应将日益显现，终将阻碍文学及文化的全面发展。新文学运动中激进派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一元化的思维，以死、活等极端对立的名词概念来划分阵营，文学成为了一种替换与取代的关系，学衡派与他们的对立其实就是从这里生发的。
无可否认的事实是，至少在对待古文及古典文学等文化传统上，激进派的态度是很偏执片面的。其实，他们自己也不是没意识到这一问题。然而，他们的方针是：矫枉必过正。所以他们崇尚斗争，反对调和。陈独秀曾说：
譬如货物买卖，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的结果是五元，讨价若是五元，最后的结果不过二元五角；社会进化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改新的主张十分，社会惰性当初只能够承认三分，最后自然的结果是五分；若是照调和论者的意见，自始主张五分，最后自然的结果只有二分五，如此社会进化上所受二分五的损失，岂不是调和论的罪恶吗？[35]
正是这种决绝的态度逼使得激进主义者们一元独进，他们对于古典文化资源，几乎采取全盘抛弃或者鄙视的态度。延着这种路径，文学的战斗性在强化，而其经典性、多样性、艺术性则日渐边缘化。而反观学衡派至始至终反对走极端的学术路线，在其宣布的杂志《宗旨》中曾说道：“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如果说学衡派与胡适等人真的存在对立的话，那么这种对立当是“矫枉过正”与“不激不随”的差别。所以有学者指出：“（学衡派）并非一味的‘反动’，他们甚至和新派文人也有资源共享。在传统文化如何转型以及如何‘融化新知’方面，包括对新文学以及激进思潮某些弊病的批评方面，‘学衡派’不乏冷静的见识，起码在学理上可以给新派文人一些提醒与纠偏。”[36]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学衡派是新文学激进派的补偏者，正是由于他们的出现，才使得新文学增加了更多的理性色彩，不至于在脱离传统的轨道上走得太远，而这些也正是学衡派对于新文学的价值所在。
这种纠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融合中西古今的文化资源。现代文学的发展必然要建立在民族和历史的基础上，激进主义过于强调世界性、共性，文学的民族个性常被有意无意的忽略。在这方面学衡派的立场是：既坚守传统价值，又不忘输入西来学说。他们认为，文学创作对于各种资源都应加以利用，而不应采用排斥一方的态度，按照胡先骕的说法，这是自我“拣择之重要”，如对于白话与古文之争，胡先骕说：“认定以白话为诗，不知拣择之重要。但知剿袭古人之可厌，而遂因噎废食，不知白话固可入诗，然文言尤为重要也。”[37]固然，胡适等人对于文学传统并非一概抛弃，但他们眼中只承认俗文学及白话文的价值，去主流化是明显的。学衡派则主张保存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学衡杂志简章》中说：“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由于这一反对力量的存在，给激进主义带来了牵制，它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不至于完全自我斩断根基，失去古典的滋养。
二、《学衡》对于现代文艺批评的学科发展具有贡献。一种新的学说不能仅仅“自我喝彩”，“喝倒彩”者往往比赞颂者价值更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衡派对于胡适等人的批评，反而是一种文学促进力量，而不是阻力。我们应该看到，胡先骕及学衡派等人是在学理上与激进派进行论争，他们引入了大量的西方理论，并结合传统文论进行论说，从而使得中国的文学批评内容得以丰富。在与实用主义文学观的斗争中，他们大量引入新人文主义的理念，正是在这种抗辩中，现代文艺批评的理论得以不断建构与发展。
三、学衡派一直坚持文学中的古典主义传统，这使得文学的古典美学意蕴得以保存不断。以我们前面所讨论的白话诗为例，胡适等人的主张使得诗歌漫无约束，成为诗文无别的俗语大成，事实上是损害了诗歌的美感。后来闻一多、徐志摩等新月派诗人对新诗的改造主要就是从美学上入手，这其实是一种古典主义传统的恢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与学衡派的主张是有内在继承关系的，所以有学者指出：“迄今为止，学界多把有着统一学术背景的学衡派和新月派割裂开来，分而述之，这也是一种偏误。……如果说学衡派主要偏重于思想意识即道德方面倡导古典主义的话，那么，新月派则是偏重于文学艺术即美学方面倡导古典主义。”[38]事实上，新文学不可能在大量破坏之上建立，没有束缚、没有传统的新文学必将走入死胡同，闻一多等人的文学转向至少是对学衡派主张的部分肯定。总之，学衡派的文学主张不是“复古”，而是“纠偏”；不是新文化运动的阻扰者，而是建设者，只是他们提出了另一种路径而已。而在这中间，胡先骕无疑是值得特别重视的一个人物。
往事已矣
当我们回溯历史，可以看到，从文学改良的反面典型到学衡派主将，“二胡”论战中的胡先骕，似乎是不自觉地卷入到了新文学运动的论争之中。但是，作为坚守传统，对于古典文学具有深厚底蕴和感情的知识分子，他的种种作为又是一种必然。与此同时，他更是一位具有科学素养的新式知识分子，他及学衡派的许多观念并不复古，只是更具理性、更为稳健而已，他们的主张是新文学中的另一种路径选择。由于时代的风尚，文化保守主义的阵地一再受到排压，理性的声音被激进的情绪所淹没，从而也使得我们长期以来没有正视，甚至曲解了他们的言说及价值。所以，当我们重新考察和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是非功过自可评说，但我们没有理由漠视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也曾致力于中国新文学的建设，思考中国文化的命运及前途，他们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理应得到我们的尊重。
参考文献：
[1]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年。
[2]以上可参看沈卫威：《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第一章二、三、四部分。
[3]胡适：《新文学·新诗·新文字》，《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页。
[4]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百花文艺出版社年，第页。
[5]唐德刚：《“刍议”再议》，载于汪荣祖编：《五四研究论文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年，第页。
[6]文见《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23页。
[7]废名：《论新诗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年，第3页。
[8]《东方杂志》16卷第3期，年。
[9]在此期间，曾有胡适的学生罗家伦作《驳胡先驌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但此文认为胡先驌“毫无改良的主张和办法，只是与白话文学吵架。”（见郑振铎选编：《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年影印，第页）说理不仅不充分，而且对胡先驌观点有着曲解，其影响力不大。
[10]《〈尝试集〉再版自序》，《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页。
[11]胡适：《寄陈独秀》，《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31页。
[12]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就曾说：“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语未必是。”后来在《尝试集》第一版自序中他又再次重申这一见解，志得意满之中，是在告诉世人，他已大获成功，探出新路了。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他还说：“对于那些腐败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40页）以项羽的故事来取喻，认为自己已取代了旧文学。（在这里他自己已经违背了自己所定的不用典的禁条）所以胡先驌的《评〈尝试集〉》否定其已成功，并将其比作陈胜、吴广，而不是高祖、项羽，意为胡适还只在破坏，根本没有建设。
[13]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第页。
[14]胡先驌：《三十初度言志八章》之四章，《学衡》第25期，年1月。
[15]沈卫威：《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第页。
[16]《评〈尝试集〉》（续），《学衡》第2期，年2月。
[17]《评〈尝试集〉》，《学衡》第1期，年1月。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皆出自此文。
[18]胡先驌：《评〈尝试集〉》（续）
[19]《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页。
[20]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篇》（三），安徽教育出版社年，第页。
[21]《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页。
[22]《胡适日记全篇》（三），第页。
[23]胡适：《尝试集》四版自序，《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页。
[24]沈卫威：《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第5页。
[25]《胡适日记全篇》（三），第页。
[26]沈卫威：《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第页。
[27]《胡适日记全篇》（三），第页。迪生是梅光迪的字，叔永是任鸿隽的字，他们都是留学美国的同学，当时曾在一起讨论文学问题。
[28]《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页。
[29]弗·兹纳涅茨基（F.Znaniecki）著，郏斌祥译：《知识人的社会角色》，译林出版社年，第95页。
[30]周质平：《胡适与现代中国思潮》，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31]沈卫威：《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第页。
[32]郑振铎：《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第13页。
[33]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上海文艺出版社年，第39页。
[34]李怡：《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年第6期
[35]陈独秀：《调和论与旧道德》，《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年12月1日。
[36]温儒敏：《文学史观的建构与对话——围绕初期新文学的评价》，《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年第4期。
[37]胡先驌：《评〈尝试集〉》
[38]俞兆平：《中国现代文学中古典主义思潮的历史定位》，《文艺研究》年第6期
原刊于胡迎建主编：《胡先骕研究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年。此文已收录于作者《古文献与学术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一书中。
此文乃是对新文化运动时特定问题的一个历史复原，虽主题小，但后面的背景大，我等皆以弘扬和振兴传统文化为念。几十年前那场新文化运动虽不乏有可取之处，但对传统的鲁莽灭裂，以至积非成是，亦不在少数。极希望大家能在平心静气之下，以同情了解去审视文化传统及那批文化保守主义者，看到他们的闪光点以及阐旧开新之处。今年距正好年，以此微言表区区情怀。我的态度是明确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后来君子，守先待后。故而，此段文字尽可公开。
王刚，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校古籍所副所长，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古文献与学术史，先秦两汉史的教学与研究，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三部。开设《论语》讲读、中国历史文献学、古文字学通论、中国文化史、中国历史文选等课程，赢得广大师生的认可与赞誉。历史是远去的文化风景，是深厚积淀的智慧之花。在历史长河中采撷文明的果实，提升思想的高度，在文化的薪火相传中共勉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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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丽婷
责任编辑：张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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