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遍览历史波澜的激昂壮阔，静观沧海桑田的云卷云舒，做到沉醉处，大概就会有孔子所谓“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慨叹。当然，要达到这样的境界，你得先下苦功夫，并且培养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训练出敏锐而又超然的历史感，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呢？接下来让我们听听高波老师的分享。
高波，陕西榆林人。本科学习心理学，硕士起转入北大历史系，年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论文研究主题为“张东荪的早期思想与活动”，目前研究兴趣为晚清政治世界观的转型。专著《在民主的天命下——张东荪传（-）》，即将由三联书店（“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
完成博士论文是五年多前的事情了，今日回味，感觉已有些不同。当时研究写作，自然是全力以赴，难免入戏过深，不能有所反省。离开博士论文阶段，开始新的学术生活，我才逐渐感到，彼时第一次从事长篇书稿写作，许多地方用力过猛，困顿劳苦，殊乏人文学本应有的优游涵容。期间所得的经验，也大都出自不断的试错，今天回顾，颇有几分感慨。感谢石头君能给我机会来谈谈这整个过程，点滴经验，供大家参考。
一、初识张东荪
说到论文的缘起，其实有些偶然。年春夏之交，我研究生一年级行将结束，导师罗志田先生和我商量硕士论文选题的事。北大的整体培养体系比较宽松，当时的我，也还在本科后期形成的自由泛览状态中，对进入具体的研究工作有种抗拒。学术是制度更是教养，需要克制与驯服自己，这就是开始吧。
我当时有两个比较模糊的兴趣，前一个较根本，是所谓世界观问题，特别是近代世界观的诞生过程，丛林幽深，令人沉迷；后一个较直接，是“五四青年”的思想与实践，社会主义的兴起之类，直接而切身。前者指向更为结构化与内在化的世界观分析，后者则需要思想与社会、政治的互动分析。我当时有一种模糊的意识，不想迅速进入纯粹“思想的世界”内，一方面感到自己准备不足，另一方面也是今日犹存的“业余主义”气息在作祟，不想将兴趣变成工作。所以选择后者，探究五四后社会主义运动的观念与实践。
罗老师似乎了解我对思想史的偏好，建议我改做一个相关题目，研究张东荪早期的思想与活动。这是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高度同情，深度参与社会主义论战，后来则“弃政治而入哲学”，在民国时期颇自成一格。不过，颇具历史提示性的是，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这说明我当时知识之有限，不过，也可以体现当代对张东荪的某种忽视与遗忘，这种差异就是历史。我遵从了罗先生的建议，有些不情愿地告别了自由泛览的岁月，开始进入专业研究。不过，事情总是两面，过于散漫的兴趣有时会成为向上的障碍，特别在自己了解不广的时候。为理解张东荪，我必须离开五四，了解晚清以来中国的思想与政治局面，这是研究加于我的规定性，对此，我在抗拒中慢慢接受，阅读方向开始调整，一系列政治性主题开始进入我的视野，宪法、代议制与共和，取代了社会与文化，成了接下来几年我的阅读关键词。
这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持续滋养着我的学术智性，它避免了我过早陷入五四时期，而让我投入对其历史渊源的探寻，自然地形成一种历史主义式的考察方式。罗先生经常引蒙文通一句话，叫做“观水有术，必观其澜”，重要的历史现象与事件至少提前三十年看，最好要提前六十年甚至一百年看，这样才能看到历史的纵深与层次。因此，博士论文就只是长期学术成长过程的一个环节，它必须要有足够的学术延展性，能引出对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思考，以通向更丰富与广大的世界。
二、“动手动脚找东西”
北大历史系有着隐伏而强劲的傅斯年传统（古代史尤其明显），“史学就是史料学”是人人不必提及的学科无意识。傅斯年的口头禅“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大家都念得很熟。系里流传着许多老先生做学问的传说，我当时刚刚入行，也在摸索如何适应这一家法。
我所面临的第一个变化，是网络资源的大规模普及。在我入学时，做卡片仍然是老一辈学者做学问的基本方式，老师们也强调文科的学问都从此开始，我自己也一度剪裁了很多阅读与研究卡片备用，不过很快就发现不如用电脑，存储、分类与检索都更为方便。我想我们可能是第一批没有经过做卡片训练的历史系学生。
不过这尚是表面区别，更为迫切的是电子史料的指数式增长。随着出版品的大规模电子化，许多数据库以及像国学数典这样的资料共享论坛的出现，大量分散藏于各处、以前难得一见的史料都在网上唾手可得。历史学者基本上都是史料控，我系学生与老师，多少都沾染了些寻找与存储史料的狂热。我也曾连续几天下载各种大部头网络资料，或去同学朋友处拷贝各种史料。漫无目的，在体会到某种兴奋的同时，更经常感到一种内在的焦虑。史料无穷无尽，而吾生有涯，面对一只只饱满的硬盘，痛切感到自己阅读太有限。
而且中国近现代史与古代史有一个根本不同，便是其史料数量巨大，不仅没有人敢如先秦史般说看遍所有史料（大量出土文献出来似乎也变得不可能），甚至没有人敢说自己能把所研究题目相关的史料穷尽。面对海量的电子化资源，如何不迷失在一种占有性的快感与焦虑中，而是能建立一个有效的工作程序，区分主次轻重，发现某些必须细读的经典与史料，换言之，建立自己的智性秩序，这可能是这个学科对初学者最大的挑战，当然，也是它最令人兴奋的地方。这是一片仍有可能自由奔驰的广阔原野。
北大可能有全国大学图书馆中最全的民国报刊，且一度允许我们自由拍摄。年暑假，我整日呆在图书馆四楼的旧报刊阅览室，把张东荪发表了很多文章的关键报纸《时事新报》几乎从头拍到尾，然后分别存储编目，又在国图、复旦等处补足了北大所缺的。这个工作当时是作为必须的任务完成的，看不出有多重要，其实这奠定了我博士论文的史料基础，所需大部分史料都可以在电脑中获得，后期写作就不会再被史料搜索而频繁打断。
另外，泛黄且经常覆盖着尘土的民国时期纸张，尤其是那种特殊的土霉味，也提供了我对民国以及我系的口头禅“历史感”的某种体验，一些研究想法也在这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慢慢形成。旧报刊室有一位很有经验的张姓老师，沉默寡言，从不多说一个字，寻找报纸快且准，想必不少历史系和中文系的朋友都有印象，每日和他做伴，颇有一种沉静的感觉。年毕业后，我和同门梁心回去找他合了个影，聊以留念。
三、摸索史料的脉络
搜集到了史料，接着是整理。我的体会是必须做史料长编。这个工作慢且枯燥，不过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时间是最基本的秩序，史料内部的各种脉络，经常就是在按时间顺序的排比过程中慢慢显现出来的，这可算史学基本功，绝对不可缺。
我自己在研究张东荪时，对民国初年的细部史事不熟，感到很难找到切入点，于是综合既有的几种民国史料编年，花了不少时间，做了一个与自己研究相关的编年。除熟悉史事，这还带来另外一种好处，就是对历史的在场感。在做编年的过程中，历史不是由今天回溯而得，而是又像它发生时那样，一天天顺次展开，各种可能性不断呈现，这自然带来对当时语境的某种意识，让我必须将张东荪本人的各种思想活动和他的时代勾连起来。
这无形也影响了我研究的立意：既是人物研究，也是对人物所在时代的研究。历史系经常谈历史感，以此作为历史学入门或未入门的标准，如同哲学系谈哲学性，文学系谈文学性，都颇有些学科暗语的味道，其实就是通过这样的日常活动建立起来的。
另外，我的体会是，在研究前期，一定要勤做笔记。在看书、读史料过程中，有什么想法要随时记下来，并且尽量电子化。据说民国时期的老先生，比如唐用彤，走到哪大口袋里都装着部《高僧传》，有想法随时记。这真是好的研究习惯。我不习惯带本子，就用手机将等车、散步、洗澡、睡觉等闲暇时间产生的想法记下来。前期这种工作做得越充分，后期写作难度就越小。我自己感觉写得比较充分的几个地方，基本上都是依靠前期笔记中的线索而写出来的。博士论文的笔记跨度有四五年，其中既有前后变化的地方，又有保持连续的地方，经常回看，也有利于对自己的研究保持一种反省。
四、阅读与“家法”
中国近现代史还有一个特点：学术取向多元。这是好听的说法，不好听的自然就是缺乏智性秩序。标志是缺乏经典著作与核心史料——没有谁的书是所有人都必须读的，也没有什么史料是大家都必须看的。对比中国古代史即可看出不同：先秦部分有《左传》与《史记》，秦以下有各种正史，通贯则有《资治通鉴》，制度则有《文献通考》。且学术传统遗留较多，动辄追到乾嘉宋元，如陈寅恪等大家，则是入行者必读的。这用我们的行话说，就是有家法，已是周公制礼作乐后的局面。
近现代史则不同，仍在学术的春秋战国时代。有老师用《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或《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之类，更有老师鼓励学生直接进入题目，根据题目找史料。这种多元化也有好处，不像古代史那样家法森严，自由探索的可能性不免受到抑制；不好处则是令初学者感到无所适从。
这很切身，直接关涉学术阅读量，尤其是成体系的阅读量。我自己的研究兴趣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该领域有一特殊困难，即其内容古今中西交叉，研究者要能进入中国传统（尤其是经史传统），且要对西方思想传统及流变有亲切了解。以我之见，至少在北大，对前者的训练多见于中文系古典文献方向或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方向，对后者的训练则多见于哲学系西方哲学方向或社会学、法学等现代性学科，历史系的近现代史在这两方面均十分不足。
不过，北大的资源还算丰富，且我从本科后期就习惯了旁听与自己阅读，所以便借着研究、凭着兴趣逐步补课。有两个传统对我影响颇大，哲学系李猛老师的政治哲学架构，以及相应的文本解读理念与方法；以及历史系乔秀岩老师那种接近古代经师的解经方式。这些在论文中并没有直接用到，不过有效地平衡了我自身所受训练的某些局限。
五、寻找论文的秩序
历史系的规矩是史料优先，不讲理论。我承认考证确为史学的看家功夫，但个人更北京最权威白癜风医院皮肤病治疗最好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