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前进》年第10期。
让“最初中国”带领山西走向世界
——关于在山西设立世界级“最初中国”文化旅游区的设想和建议
文/李琳之毛成刚
“山西是我的山西，也是你的山西。‘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李琳之新作《山西笔记》封皮上的这段话也是本文写作的出发点。立足山西文化产业现状，立足襄汾陶峙遗址考古成果，基于作者多年来对山西上古史研究及文化旅游产业的思考，本文提出山西应该深挖“最初中国”文化内涵，以全球化视野，进行更积极的区域合作，设立“最初中国”文化旅游区，对三大板块进行补充，打造世界级、独一无二的文化品牌。
作者李琳之和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原临汾市人大主任刘合心先生考察尧陵
一、山西需要一个更加清晰的文化定位
目前，山西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达到了处，位居全国第一①，领先第二名河南省94处，比第四名的陕西省多了处。但从现状看，还没有发挥出她应有的效益。我们的文化旅游无论从社会、经济效益角度看，与陕西、河南都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对比南方发达省市，也有着很大的距离。
前些年，山西走入畸形发展煤炭产业误区，在黄金时期贻误了转型发展良机。近几年，山西提出把旅游产业发展为支柱性产业的战略构想，逐步实施并取得快速发展，但成效还不够理想。景区和旅游热点都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资源整合不足，提升空间仍然很大。年，山西省委省政府提出了打造山西旅游“新三板”的战略规划，即打造太行、黄河、长城三大旅游品牌，构建山西旅游发展的大格局升级版。
为使这个“新三板”的规划能够更具有战略高度，我们认为山西需要充分挖掘和利用本省的文化品牌资源，以全球视野和拥抱天下的情怀，去思考、去布局，摒弃为旅游而做旅游的传统思维，提炼出具有世界级意义的文化主题，形成新的、能够震撼世界的主题宣传形象。具体说，就是根据陶寺遗址是“最初中国”的考古学论断，设计一个长远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最初中国”文化旅游区规划，使之成为整个山西文旅产业的龙头项目，使相关项目连成有机整体，从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乃至整个山西经济的发展。
二、山西与古“中国”和“最初中国”的紧密关系
山西是华夏文明和“中国”的源头，这不但有无数的人文遗迹、遗址，还有现代考古学的确凿证据可以证明——李琳之在其《祖先，祖先》和《山西笔记》两本书中对此进行了系统梳理和严密考证。
（一）古“中国”涵义梳理
“中国”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文献里涵义不同，主要有五种：一是京师；二是“中央之国”；三是中原王朝；四是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五是诸夏或华夏族居住的地区。上述三、四、五可笼统概括为文化意义的上中国，一、二所谓的“中国”，即君王所居之都城，可视为意识形态上的中国，本文从这个意义上立论。
“中国”的“中”字来源于上古时期我们祖先“天地之中”的观念。“国”，在考古学上一般指都城，由以下几个要素构成，一是城墙；二是宫殿区，即宫城；三是大型宗教礼制建筑，包含用来祭祀天地的天坛、观象台和地坛等；四是王陵区；五是工官管理手工作坊区；六是由政府掌控的大型仓储区，即国库；七是普通居民区。如果这些要素全部具备，那么这个都城所代表的文化控制的社会组织结构就是一个国家。
（二）最初中国的两层涵义
宋裴骃在《史记集解》中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最初中国的概念蕴藏了两层涵义：一是必须是最早诞生在华夏大地上的国家；二是必须是以“中”为指导思想而建立的国家。前者祭祖以立国，此所谓祖国的本真含义，后者是居中以通天，此所谓“朕即天子”的原始要义。所以“中国”这个概念从诞生之日起就包含了中国传文化“敬天祭祖”这个核心内容。山西陶寺遗址具备“最初中国”的这两层涵义特征。
从第一层涵义上分析：
襄汾陶寺遗址总面积达万平方米，肇始于距今～年，有早、中、晚三个城址。早期城址并不大，面积约万平方米，距今～年，有宫城、外城，有平民居住区和仓储区，还有祭祀的礼制建筑。其核心区由13万平方米宫城及南外侧下层近10万平方米的贵族居住区小城构成。宫城东南侧是早期王族墓地，发掘王墓6座，每座随葬品均在百件以上；大贵族墓数十座，随葬品数十件不等；其余近千座小墓大多没有木质葬具和随葬品②。由此可以看出，陶寺遗址早期，贫富分化悬殊，阶级界限明显，社会结构呈金字塔状一目了然，初步具备了一个“国”所应该有的结构和性质。
陶寺王国发展到距今～年的中期时，城址有了较大的变化。南部下层贵族居住区小城废弃成中期王族墓地，出现了一个面积至少万平方米的外郭城，还建立了观象祭祀台，城址也变成了双城址。城中功能区设施完备，可以明显看出彼时的建城理念是以某种宇宙观作为指导思想的。③此外，还在晋南其他地区发现了一些驿站性质的基址，譬如曲沃周庄遗址，体现了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④陶寺中期王墓是陶寺遗址迄今考古发掘出的最大墓葬，考古人员解读其中的6柄玉石列钺不仅象征王权和军权，还与公猪下颌骨共同组成了表达修兵不战的“上政”治国理念。⑤“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⑥祭祀天地是上古时期国家最重要的大事之一。陶寺祭天的遗址占地面积约平方米，最为重要的礼制建筑就是迄今考古发现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手工业作坊区约20万平方米，普通居民区面积不少于20万平方米。⑦
到距今～年的晚期时，陶寺古国出现了极大的动荡。晚期宫城内遗址出土了3件写有朱书陶文的扁壶残片，其字符与商周甲骨文和金文有着明显的传承源流关系。陶寺遗址中期核心宫殿建筑夯土地基内还出土了铜盆口沿，晚期地层单位出土了铜铃、齿轮形铜器、铜环、铜蟾蜍等中国青铜铸造礼器文明的雏形。陶寺古城南北各有一个万平方米左右的超大型地方中心聚落，同古城一起从整体上构成了5级聚落等级、4级社会组织层级的国家社会组织结构。⑧
综上，至中期时，陶寺古国都城已经完全具备了国家文明所应具备的所有功能和要素。在陶寺古国时代及其以前，在传统的华夏文明滥觞、生长的中原大地上，没有发现比她更早的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
从第二层涵义上分析：
2年，陶寺城址中期王墓、考古标号为IIM22的头端墓室东南角出土了一件漆木杆，复原长度为厘米。考古工作队长何驽研究推测，漆杆为圭表日影测量仪器系统中的圭尺，年代为陶寺文化中期。
由天文学家和考古学家实地测量，陶寺圭尺所测当地夏至影长39.9厘米，约合1.6尺。这恰是《周髀算经》“夏至影长尺六寸”“立中”判定“地中”的标准，这与考古资料所反映的陶寺城址都城性质相契合。显然，陶寺圭尺就是古人用来标示“地中”观念的建木变种。《淮南子·墬形训》云：“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王者独占地中，实质上就是绝他人与天地通的权利，垄断与上帝沟通的宗教特权，从而达到‘独授天命’‘君权神授’合法化和正统化的政治目的。”⑨
陶寺古城以“中”为指导思想来进行选址、建设，还体现在其背靠崇山的地理位置上。陶寺观象台通过13根柱子间的12道缝隙观测对面崇山一年四季中太阳升起的规律，以确定不同季节的20个节气。这个天象观测台和后面的绵延起伏的崇山山脉共同组成了陶寺古国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既有“君权神授，唯我独尊”的精神感召力，又有观天测象、指导农时的现实功能。崇山作为连接天地之间的“中央支柱”昆仑山的变种，在夏王朝建都二里头遗址后，被附近的外方山即今嵩山所替代。嵩山在古代也因此被称作崇山。
陶寺遗址出土的城址及文物性质表明，它已经具备了最初中国的形态，尽管它作为一个国家很多功能还不完备，实际控制范围也仅限于晋南一带⑩，但她是公元前年以后“万国”时代实力最为雄厚、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国家。她上接炎黄文明，下启二里头夏代文明，成为年中华文明链条上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点。陶寺之后，华夏文明的重心才跨越黄河，转移到豫西，诞生了二里头王国。再后来扩展到河内，就是司马迁所说的以黄河三角洲为核心的“三河”地区——河东、河南和河内，这是一个面积范围依次不断扩大的过程。所谓华夏文明源头诞生地，是说这个地域是华夏族领袖人物政治活动的中心舞台，即原始“古国联盟”的盟主国“帝都”所在地。这个“帝都”才是最重要的“点”，有此“点”才有彼“面”。
近几年，在浙江杭州发现的良渚古城引起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