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虞万里教授今年6月当选为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兹发布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徐炜君撰写的《用最艰苦的方法追求学识从最坚决的方向认识人生——虞万里先生的学术与人生》（《国学季刊》第15期，山东人民出版社年），以飨读者。
十七年前，朱维铮先生深感海内有关经学史的专门论著与日俱增却囿之因袭，于是诚恳地建议，任何个人若想在经学史领域有所建树，起码有三件事要做：“一是必须重新考察相关历史资料，二是必须重新论证可作研究出发点和依据的基本史实，三是必须就史论史地剖析经学史行程中的形态差异及其内部联系。”
彼时，虞万里先生告别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编辑岗位，任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未满一年。作为后来“经学与文献”特色学科的带头人，他“一面选择若干关键课题力求复原历史实相”，撰著《上博馆藏楚竹书〈缁衣〉综合研究》，援用出土文献检视传世文本的流变；“一面从事经学原典的校勘整理”，主持整理“高邮王氏四种”，汇编“历代儒家石经文献集成”；探索两汉经师传授之方式，经学文本从简牍到纸张转型期的流传，综合考量政治史、经学史、简牍与纸张交替史等诸多方面，绝不简单地以“真”“伪”来一言蔽之。与朱先生于《中国经学史十讲》“小引”内所言之学术期待很是契合。
年底，“历代儒家石经文献集成”阶段性成果《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七朝石经研究新论》和《唐开成石经》陆续印行，虞先生已执教上海交通大学。每每重温张之洞“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的警策格言，先生隐然觉得：“与我自学轨迹似有些相近。”
“经、史、子都要”
四十岁以前，虞先生反复会做同一个梦：自己匍匐在书店库房狭小的楼梯上，将无力购置的图书统统揽入怀中。醒来两手空空，不免一番怅惘。
台湾师范大学设有自由交换的书廊，先生多次前往台湾客座、访学，总不忘去“淘金”，如同七十年代末淮海中路教育书店对面的小花园里，先生游走于书友间，忙着将一早排队买到的新书换成更合心意的那一本。
先生少年时正值“文革”，常去上海古籍书店选购字帖。一日听大人们议论某书对做人很好，声音却压得格外低，只闻得书名有“论”字。后来店里新添四部备要本《论衡》，匆匆入手，如获至宝，回家翻阅，仅见《问孔》和《刺孟》，再去书店偷偷打听，才知原是《论语》。
《论语》没法读到，店员极力推荐了《康熙字典》，中学毕业要下农场，先生怀揣它和《史记》《历代史表》《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作文描写词典》等书，奔赴黄海之滨。
白日战天斗地，夜里则寂静得单调。先生靠读书抄写打发时间，偶尔也刻章。农村的盛夏，晚间多蚊，就重新套起工作服和雨靴，又备上水盆，阅读一段，洗一把脸。如遇字词生僻或语意含混，手边《康熙字典》随时翻检，但他总不能解书前《字母切韵要法》和《四声等韵图》，苦于问学无门，只能望书兴叹。裹挟于时代洪流，极易生浮萍之感。阅读在先生心里是张船票，一头连着淘书习字的旧生活，一头是山高水长的新天地。
年初，先生回沪，成为上海市自行车四厂流水线上的一员。承蒙上海图书馆盛巽昌先生相助，破例允准其进入参考阅览室安稳研读，“等于有了一把开启知识宝库的钥匙，接着就看我怎么去开启和淘宝”。先前有关《字母切韵要法》和《四声等韵图》的疑惑，仿佛是埋得长久的种子，终于破土而出。
王力先生的《汉语音韵》自然是首要读物，虞先生借出李荣先生（笔名董少文）的《语音常识》、罗常培和王均先生的《普通语音学纲要》以为辅助。接着攻读李先生的《切韵研究》和罗先生的《汉语音韵学导论》，后者不明之处，通过摘抄《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内《释轻重》《释内外转》两章尝试领悟。这才明晓《康熙字典》前黑白或半黑白的圆圈是《四声等韵图》。《韵镜》一时无处可觅，他便画格填字，自己做了一本。同时参照董同龢、周法高两位先生所撰等韵门法的长文，边抄边学。《广韵》则与张世禄先生的《广韵研究》相互搭配，再利用张先生另一本《中国音韵学史》连缀起所有零敲碎打的点滴音韵常识，初步厘清音韵学史的整体脉络。像搭乘了一部站台无数却没有终点的列车，他“因研习古音而走进经学，因经学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