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边地”作为方法,以视角的转换调动了文学的创造性活力,显示了中国文化的复杂构成与流变形态,进而为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更新提供了范式转型的契机。中国文学的多维度与多层面的语言、审美与观念在这种视野里可以得到更加充分而全面的彰显。而新世纪以来边地文学中浮现的单维度与孤立化叙事问题,则出离了边地认知的关系性、能动性初衷,重新在与消费主义的共谋中滋生出本质化的偏狭想象,进而导向边地自身的自我风情化。这需要我们既尊重差异又追求共识,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之中,激活边地所蕴含的文化因素,进而重铸整体性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创造出一种新的共同体文学。
关键词：文学等级;地方性;他者文化;范式转型;
新世纪以来,原先处于文学话语“中心”和“集散地”之外的“边地”涌现出不容忽视的文学力量。西藏、新疆、青海、内蒙古、宁夏、广西、云贵川等边疆和边区出现了新兴作家群体和文学形象上的“边缘的崛起”,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生态的一个结构性变化。边地虽然没有构成替代性的中心,但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边地,显然已经不再是文学意义上的边缘,文学体制的空间等级和差异被日益便捷的交通和信息传播方式打破,如果说北京、上海此类现代文学中心依然具有文学生产传播、标准确立和解释与经典化的强大影响力,但已经不再是垄断性或覆盖性的了,整个中国文学的地图日益成为一张由各个不同的平行节点所构成的复杂网络。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马克思所谓的“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关系导致:“它的一定繁盛时期绝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技术与经济落后的偏远地区与族群未必不会产生文学的繁荣;另一方面则与区域性地方政府有意鼓励与扶持文化创意与文学生产的发展策略有关,呼应着文化多元主义的全球性意识形态话语。如果从思想史的脉络考察,现代文学以来的边地,是由普遍性时间(现代性)中的主流价值在差异性空间(地方)中不平衡播散的结果。得益于全球化经济方式的扩张和媒介技术的更新,边地的差异性空间在新时代语境的文学中获得敞开,并行的是关于文学观念和文学意识的自觉改变,进而显示出其变革性的意义。
一年2月,闻一多从长沙跟随湘黔滇旅行团徒步前往昆明,从益阳、常德西行经过沅陵、芷江、晃县,再到贵州的玉屏、三穗、镇宁等地入云南,路经河山壮丽,眼见边地侗、苗、布依同胞雄强旺盛的生命力,不禁感慨主流文明过于熟烂,应该汲取边地民众的野性力量。他在次年为刘兆吉的《西南采风集》作序的时候,写到那些乡野歌谣:“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蛰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年5月,在昆明看了彝族音乐歌舞《阿细跳月》等演出后,闻一多又写道:“从这些艺术形象中,我们认识了这民族的无限丰富的生命力。……为什么不让它给我们的文化增加更多样的光辉?”在民族面临帝国主义入侵的时候,闻一多对“文明”极其不满的看法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在外部刺激中寻找内部曾经一度被遮蔽的精神资源的共通见解。老舍在—年连载的《四世同堂》中也尖锐抨击“老大中国”的主流文化“过熟”,以至于陷入到琐碎、僵化与陈腐之中:“当一个文化熟到了稀烂的时候,人们会麻木不仁的把惊魂夺魄的事情与刺激放在一旁,而专注意到吃喝拉撒中的小节目上去”,从而认识到“‘雅’是中国艺术的生命源泉,也是中国文化上最贱劣的油漆”。与此同时,老舍也看到了底层的力量:“知识不多的人反倒容易有深厚的情感,而这情感的源泉是我们古远的文化。一个人可以很容易获得一些知识,而性情的深厚却不是一会儿工夫培养得出的”。作为时代新人物的瑞宣远走西北,看到秦岭和黄土高坡,“他想,新的中国大概是由这些坚实纯朴的力量里产生出来,而那腐烂了的城市,象北平,反倒也许负不起这个责任的。”这种体验与感受,既是地理的新视野,也是文化的再发现。
如果说闻一多与老舍是城市精英的眼光向外打量,沈从文则是以“乡下人”进城后返观故乡的视野向下观照。在他看来,这种人性美的本质在于生命力,因而在小说散文中刻意推崇勇敢,肯定野蛮下面的雄强,书写湘西民众生命中的野性力量和原始活力。沈从文在《看虹摘星录》后记中写道:“吾人的生命力,是在一个无形无质的‘社会’压抑下,常常变成为各种方式,浸润泛滥于一切社会制度,政治思想,和文学艺术组织上,形成历史过去而又决定人生未来。这种生命力到某种情形下,无可归纳挹注时,直接游离成为可哀的欲念,转入梦境,找寻排泄,因之天堂地狱,无不在望,从挫折消耗过程中,一个人或发狂而自杀,或又因之重新得到调整,见出稳定。这虽不是多数人所必要的路程,也正是某些人生命发展一种形式,且即及生命最庄严一部分。”苏雪林在评论时指出:“沈从文虽然也是这老大民族中间的一分子,但他属于生活力较强的湖南民族,又生长湘西地方,比我们多带一分蛮野气质。他很想将这分蛮野气质当作火炬,引燃整个民族青春之焰,所以他把‘雄强’、‘犷悍’,整天挂在嘴边。他爱写湘西民族的下等阶级,从他们龌龊,卑鄙,粗暴,淫乱的性格中;酗酒,赌博,打架,争吵,偷窃,劫掠的行为中,发现他们也有一颗同我们一样的鲜红热烈的心,也有一种同我们一样的人性。”类似的观点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共识,他们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基本思路是认识到“边缘的活力”,将处于边地的民间和族群文化作为替代性的文化的换喻与象征。以此作为一种观察视角和另类叙事,进而试图用“边地”的多元价值去疗救和置换衰朽的主流价值,这种对于“边地”的发现,某种意义上将边缘文化因子纳入到想象的共同体之中,也是在重新发明和塑造一种新的“中华民族”文化。
通过在“地方”和“民族”之间建立联系,“边地”进入到想象中国的文学叙事之中。“地方”是从20世纪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就已经开始讨论的一个话题,延续至40年代时,经历了因应不同语境的变迁,显然有着现实情势所带来的文学反省。“地方”牵涉到“民族形式”、大众化和通俗化,如果从启蒙主义批判“国民性”的视角来看,过于突出地方性可能会对新文学的普遍性产生背离;而随着外部形势的变化,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强调地方性则会对中国整体性的民族性建构有一定的疏离。但这些争议和犹疑在反对殖民和帝国主义的同仇敌忾中,达成了一种差异性的共识。如同胡风所说,对于彼时的中国而言,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带来各地文化发展不均衡,另一方面大众的统一的国语尚未诞生,方言语系的分布原有历史基础,因而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期中文化运动的一面不得不是发展“地方文化”的形式。从延安的大众文艺运动到大后方的“民族形式”,从解放区的文艺试验到国统区的文化反省,精英文人在深受外部影响的城市文明中看到的更多是“传统”的窳败和西化的颓废,而“乡土中国”尤其是多样性的“边地”作为中国文化的博大根基,则可能隐藏着广阔深厚而充满活力的因素,是彰显地方、振兴本土文化的价值所在和精神资源。
这些思考的方法来自于官方“大传统”和民间“小传统”之间的互动,从而形成了边地亚文化对主流文化补苴罅漏、救偏补弊的认知,一度成为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盛极一时的“文化热”的源头活水。80年代起初几年,汪曾祺陆续发表了《异秉》《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重新将散文化笔法与传统文人般的抒情传统引入到小说的写作之中,在这种语言文体的变革中将原先集中于精英阶层吟风弄月、闲情偶寄的形式改造为一种日常生活实践的现代抒情,“纯真的爱欲、唯美的诗境完善化了一个乌托邦空间”,从而使得表面上极具地方性的书写包孕了普遍性的宏大主题。熟悉文学史的都知道,年夏,19岁的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学习。他40年代的早期作品中充满意识流动和文体实验,颇具现代主义色彩,而40年后回归的作品则风格迥异,实际上是一种文学书写中静悄悄的革命———早在“朦胧诗”和“先锋小说”之前,就以乡土中国的美学复兴和自由人性的书写与刚刚过去的压抑与异化人性的时代进行对话。汪曾祺承接的是传统文脉,而直接受沈从文亲炙,云南边地的经历与影响隐伏在起承转合的个人与时代命运之中,成为表现苏北高邮地方风情人物的内在指针。他在年为《沈从文谈人生》写的序中,提炼出一个核心命题:“黑格尔提出‘美是生命’的命题,我们也许可以反过来变成这样的逆命题:‘生命是美’。”沈从文的“美”的观念和崇尚自然人性,成为汪曾祺晚年恢复现实主义、联结传统文化的内在理路。
沈从文、汪曾祺的地方书写,内在理路上成为“寻根文化”思想路径的先导。作为对意识形态一体性文学的反拨和对新兴的西方现代主义潮流的反省,“寻根文学”在西学蜂拥而至的新启蒙时代发掘与彰显地方的民族文化与民间文学。“边地”在此种潮流中与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新儒学”一道,被赋予了文化主体性的意义。虽然经历了各种文学潮流此起彼伏的冲刷,寻根文学所表征的边地资源一直绵延不绝,并且有机融入到魔幻现实主义、先锋小说和少数民族文学话语之中。可以说,地方性文化在20世纪末到新世纪以来,获得了一种几乎“政治正确”的文化多元主义加持。尤其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弘扬文化多样性的文化政策设计中,“边缘的活力”具有了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活力因素的内涵。其实中国内部对于边地、边疆、边缘的重新发现,可以追溯到由于东南沿海的两次鸦片战争、年日本入侵台湾、年西北新疆的阿古柏叛乱和年俄军入侵伊犁等一系列边疆问题所引发的“海防”与“塞防”之争,关心时势的文人对边疆史地、器物风俗乃至地缘战略这些关系富国强兵的实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