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我國古籍整理事業獲得空前、全面的繁榮發展，成就巨大，爲我們認識總結古籍整理與社會歷史的發展、古籍整理與古文獻學科發展的互動關係以及古文獻學科發展的基本路徑與動力機制等問題，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和視角。本文主要從古籍整理爲古文獻學提供實踐基礎和發展動力、古文獻學對古籍整理的研究支持與規範指導兩個方面，對新時期古籍整理與古文獻學科發展的互動關係進行探討，從中思考總結古文獻學在古籍整理發展過程中的意義與作用。一、古籍整理爲古文獻學提供實踐基礎和發展動力新時期以來，我國古籍整理事業的全面發展及其顯著的時代特徵，對傳統的古文獻學在現代社會的成長壯大，提供了豐厚的土壤，起到强有力的促進作用。(一）新時期古籍整理的主要特徵及其對古文獻學的影響1.大型古籍整理的持續開展，有力地推動了古文獻學的發展依託高等院校來實施展開的決定。年9月，“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簡稱“古委會”正式成立。“古委會”成立後，隨即著手組織規劃由各高校古籍所承擔的“全”字號系列古籍整理編纂大工程，《全宋詩》《全宋文》《全元文》《全元戲曲》《全明詩》《全唐五代詩》《全明文》《清文海》《历代辞赋总汇》等大型古籍整理編纂工作相繼展開，形成以“八全一海”爲標誌的重大項目建設發展格局。之後不久，又啓動了《兩漢全書》的整理編纂。這些“全”字號大型古籍整理工作，在内容規模、整理手段、體例設計、整理水平以及組織管理方面，都實現了很多新的突破，其最重要的特徵在於“整理”與“研究”密切結合，即以古籍整理實踐帶動古文獻學研究，以古文獻學研究來保證和提高古籍整理的質量。?例如：由董治安主持的《兩漢全書》、由周勳初等人主持的《全唐五代詩》和由四川大學古籍研究所曾棗莊、劉琳主持的《全宋文》，都凝聚了各學術團隊針對古籍整理項目的具體情況所進行的諸多創新性學術探索，對古文獻學基本理論與基本方法的研究，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其中，《全宋文》作爲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古籍整理與出版工程，在古籍整理的組織規範和理論方法方面，積累了十分豐富的經驗，這些内容在劉琳等著《古籍整理學》中有所總結和體現。2.“新文獻”的發現整理，豐富拓展了古文獻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領域新時期以來，甲骨、金石、簡帛文獻，敦煌、吐鲁番文獻和域外漢籍文獻等新型文獻的發現與整理，在繼承前代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取得了極大的進展，不僅拓寬和豐富了傳統古籍整理的範圍和内容，促進了古籍整理方法手段的更新進步，而且也爲古文獻學理論研究和學科建設提供了新成果和新課題。首先，這些新文獻中包含數量豐富的古代典籍，構成現代古籍整理的新内容，即“出土古籍”。年，李學勤發表《加速整理出版“出土古籍”》(按：引號爲筆者所加）一文，較早使用了“出土古籍”的概念。其次，這些出土古籍，對於傳世古籍的整理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裘錫圭在論述地下材料在先秦秦漢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時，將其概括爲兩個方面：“一，有助於研究古籍的源流，包括古籍的成書時代和過程、資料來源以及篇章的分合變化等問題。二，有助於古籍的校讀，如校正文字、闡明詞義文義等等。”劉釗在論述出土簡牘帛書在歷史文獻學上的意義時，將其概括爲七個方面：(1)反映了先秦古書的盛衰過程；（2)擴充了先秦兩漢古書的内涵；（3)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漢書?藝文志》的收書標準；（4)揭示了數術方技類古籍的史料價值；（5)爲校讀整理傳世古書提供了新資料和新依據；（6)使我們對古書體例有了更清楚的認識；（7)提供了對“疑古思潮”進行反思的契機。夏傳才在《〈詩經〉出土文獻和古籍整理》一文中，則具體論述了20世紀與《詩經》直接相關的甲骨卜辭、敦煌卷子、金文和平山三器、《鲁詩》石經和《鲁詩》鏡、吐鲁番《毛詩》殘卷、阜陽漢簡《詩經》、郭店楚簡和戰國楚竹書等考古新發現的情況及其對《詩經》校讀與《詩經》學研究方面的重要價值。再次，這些以實物形態呈現的出土古籍爲我們瞭解古代的書籍製作及其演變，提供了極其寳貴的一手資料，正如李學勤在《論新出簡帛與學術研究》一文中所指出：七十年代以來發現的簡帛，有許多是戰國到漢初這一時期的，使我們直接看到早期書籍的原貌，這對於研究古代的書籍制度，無疑是十分重要的。”他進而以馬王堆漢墓帛書爲例，討論了帛書的版本學價值問題。他説：“新發現的簡帛書籍大多數是佚書秘籍，年代又這麽古遠，自然是不容置疑的善本。不過就有傳本的幾種而言，其與傳本的不同，不一定是簡帛比傳本好。”這就爲古文獻學的版本學研究提出了如何恰當認識出土古籍之版本學價值的新問題。3.新技術在古籍整理中的應用普及，給古文獻學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20世紀80年代以來，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高度發展，個人電腦迅速普及，古籍數字化應運而生。電子文本、圚像版、網絡版等形式的古籍紛紛出現，顯示出極大的優越性和發展前景。在這種形勢下，年起，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在制定發展規劃時，把推進古籍整理與出版現代化作爲重要項目大力提倡，爲新時期古籍整理出版事業注入了新的活力，把古籍數字化推向新的發展階段。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四部叢刊》電子版、《中國基本古籍庫》光盤工程、《國學寳典》《中國歷代基本典籍庫》系列光盤、《漢籍全文檢索系統》《古今圚書集成》全文電子版、《中國教育科技數字圚書館》《龍語瀚堂典籍數據庫》《全宋詩》分析系統等大型古籍數字化成果相繼問世，並進一步向智能化的方向邁進。20世紀90年代，北京大學計算語言學研究所和古文獻研究所合作開發“古詩研究計算機支持系統”，到年1月，由北京大學中文系李鐸博士承擔的“《全宋詩》分析系統”通過了教育部主持的技術鑒定。該系統提供的多維檢索分析方式，爲中國古代文學、古代漢語、文獻學等研究領域提供了可靠的分析數據，標誌著計算機科學在中文信息處理應用方面由全文檢索的信息提供模式開始轉向智能分析模式。年9月，“漢學研究數字化研討會”在首都師範大學舉行。與會專家對社科文獻出版社、龍戴特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時代瀚堂科技有限公司聯合開發的“龍語瀚堂典籍數據庫”系統給予高度肯定。據介紹，該系統以Unicode超大字符集爲基礎，採用四字節編碼技術，使計算機可處理的文字種類數達到7萬之多，包括了傳統二字節編碼技術不能處理的5萬餘漢字生僻字，很好地解決了這些四字節漢字在計算機平臺上的録入、顯示、編輯、檢索、查詢和管理等問題，爲學術研究和學術信息的交流溝通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它所提供的完善的數字化平臺，使傳統漢文古文獻，特别是善本古籍等珍稀文獻以電子文件形式永久保存成爲可能。年，南京農業大學常娥博士以農業古籍爲中心，對古籍自動校勘、自動編纂技術進行研究，並對自動注釋功能做了初步的嘗試。她所設計的古籍整理平臺完成了《齊民要術》4個版本的校勘，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年，由侯漢清主編《文化典籍計算機整理與知識組織叢書》出版。該叢書是利用計算機技術及現代情報技術對農業古籍和農史信息資源進行整理與開發的系列成果，其中包括常娥《古籍自動校勘和編纂研究》、黄建年《古籍計算機斷句標點與分詞標引研究》等。此前，黄建年曾出版《天章覓蹤——古籍整理新論》，對古籍智能整理與開發系統的構建、斷句標點模式的研製、分詞技術的應用以及古籍索引編制技術與方法等問題均有討論，這本《古籍計算機斷句標點與分詞標引研究》則旨在構建一個具有斷句標點、分詞標引等功能的農業古籍整理與開發系統。(二）新時期古文獻學科發展的主要表現新時期以來，我國古文獻學基礎理論研究和學科建設發展迅速，有關的教材、論著和工具書的數量逐年增加。據統計，僅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我國正式出版的各類文獻學論著達餘種，文獻學成爲新時期我國學術發展最具活力的學科之一，日益顯示其重要的學術意義與價值。1.一大批通論性古文獻學教材論著相繼産生年，張舜徽《中國文獻學》、吴楓《中國古典文獻學》問世，拉開了新時期我國文獻學學科建設的序幕，此後一大批通論性質的古文獻學教材和論著相繼出版。主要有：王欣夫《文獻學講義》（年），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目録編、版本編、校勘編、典藏編）(年），王餘光《中國歷史文獻學》（年），楊燕起、高國抗主編《中國歷史文獻學》(年），張家瑨、黄寳權主編《中國歷史文獻學》（年），羅孟楨《古典文獻學》（年），張傳璽主編《中國歷史文獻簡明教程》（年），張大可主編《中國歷史文獻學》（年），洪湛侯《中國文獻學新編》（年），王燕玉《中國文獻學綜説》（年），張玉勤、趙玉鍾《實用文獻學》（年），謝玉傑、王繼光主編《中國歷史文獻學》（年），潘樹廣、黄鎮偉、涂小馬《文獻學綱要》（年），熊篤、許廷柱《中國古典文獻學》（年），曾貽芬、崔文印《中國歷史文獻學》(年），杜澤遜《文獻學概要》（年），遲鐸、党懷興《中國古典文獻學》（年），黄永年《古文獻學四講》（年），張三夕主編《中國古典文獻學》(年），劉青松《中國古典文獻學概要》（年），馮浩菲《文獻學理論研究導論》（年），楊琳《古典文獻及其利用》（年），牟玉亭《中國古典文獻學》（年），啕敏主編《中國古典文獻學教程》（年），張大可、俞樟華《中國文獻學》（年），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年），王俊傑主編《中國古典文獻學概論》（年），萬剛主編《中國古代文獻學》（年），郭英德、于雪堂《中國古典文獻學的理論與方法》（年），王宏理《古文獻學新論》（年），董洪利主編《古典文獻學基礎》（年），董恩林主編《中國傳統文獻學概論》(年），黄愛平主編《中國歷史文獻學》（年），司馬朝軍主編《文獻學概論》(年）等，計30餘種。這些通論性教材大都具有以下特點：第一，致力於學科體系建設，内容系統全面，力求涵蓋本學科知識體系的基本層面，包括：（1)文獻學基本理論問題（文獻概念，文獻學研究對象、範圍、意義、學科體系等）；（2)文獻産生、發展及其構成情況（載體形態、類型類别、特徵、價值、流傳整理情況等）；（3)文獻整理方法（目録、版本、校勘、輯佚、辨僞、編纂、史源等）；(4)文獻學史。其中，張舜徽《中國文獻學》關於文獻學基本概念、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以及文獻學史等問題的論述，爲新時期文獻學學科體系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礎。第二，重視對本學科基本理論的梳理、論述和探討。如：楊燕起、高國抗主編《中國歷史文獻學》上編四章的全部内容，都是關於歷史文獻學基本理論問題的論述，涉及歷史文獻學的學科概念和學習意義、歷史文獻學與中國傳統文化、時代與歷史文獻學以及歷史科學與歷史文獻學等重要問題。張家瑨、黄寳權《中國歷史文獻學》最後一章《歷史文獻學的回顧與展望》，首先簡要回顧了古今歷史文獻研究的歷程，然後從“文獻遺産的批判與繼承”、“文獻研究的分化與綜合”、“研究方法的革新與更化”、“實用、普及及其他”四個方面，對歷史文獻學未來的發展做了理論的分析和展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洪湛侯《中國文獻學新編》在古文獻學學科體系建設上對理論研究的重視。該書從形、法、史、論四個基本理念出發，將全書分爲形體、方法、歷史和理論四編，將“理論”作爲文獻學學科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加以專門的論述，在既已出版的諸多通論性文獻學論著中獨具特色，在探索建構文獻學完整學科體系方面，具有開創之功。第三，重視對傳統四部文獻以外的出土文獻、少數民族文獻、檔案文獻、宗教文獻等新型文獻的價值和整理研究。如王餘光《中國歷史文獻學》第一編《豐富的歷史文獻》即專設《檔案與方志》、《少數民族文獻》和《新發現的歷史文獻》各章；楊燕起、高國抗主編《中國歷史文獻學》第二十章《歷史文獻學的相關學科與相關文獻》分别介紹了金石學與各類出土文獻、歷史檔案學、地方文獻、少數民族文獻、宗教學文獻、醫藥學文獻和農學文獻的基本構成和價值；杜澤遜《文獻學概要》對甲骨、金文、簡帛、石刻等各類出土文獻、敦煌文獻、地方誌與家譜的介紹，内容詳盡，能够反映其整理與研究的最新成就，很有指導意義。第四，將“古籍整理”作爲專門内容納入文獻學的學科體系，如張大可主編《中國歷史文獻學》第三編《歷史文獻的整理與檢索》第三章《當代的古籍整理》，介紹了古籍新注的各種類型和方法。這種設計反映了古文獻學界對古籍整理的地位、作用及其與古文獻學關係的認識，對古籍整理學專門論著的産生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第五，重視文獻學史研究。楊燕起、高國抗主編《中國歷史文獻學》、張大可主編《中國歷史文獻學》和黄愛平主編《中國歷史文獻學》都設有獨立的一編，按照歷史分期依次論述從先秦直到近現代的文獻學發展史。基於同樣的原因，新時期還相繼産生了多部文獻學史方面的專著。如蔣元卿《校讎學史》(年），?王餘光《中國文獻史》（第一卷，年），王餘光《中國文獻學史要略》（年），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年），曾貽芬、崔文印《中國歷史文獻學史述要》（年）等。這些通論性教材中關於文獻學史的系統論述和文獻學史專著的問世，既是文獻學學科體系建設的需要，也體現了新時期古文獻學研究重視傳統文獻學理論方法的總結，自覺爲當代古籍整理和古文獻學研究提供借鑒和研究素材的學術理念。2.越來越多的專門文獻學教材論著問世20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著古文獻學學科基礎理論、學科史和學科基礎文獻研究整理的深入開展，專科、專類、專題性古籍整理與研究成爲新時期古籍整理和古文獻學發展的新的“增長點”，越來越多的專門性文獻學教材、專著産生或經整理出版。概括來看，主要爲兩大類：第一，關於目録學、版本學、校勘學、辨僞學、輯佚學等古文獻學各分支學科的理論方法或學科史方面的專著或教材，總計約50種左右。第二，關於某一專門學科或專門類别的古文獻學專著或教材，主要有：張君炎《中國文學文獻學》（年），郭靄春主編《中國分省醫籍考》（年），黄存勳等《檔案文獻學》（年），張積《出土文獻
概述》（年），薛鳳奎主編《中醫文獻學》（年），張燦呷《中醫古籍文獻學》（年），嚴世芸《中國醫籍通考》（年），張伯元《法律文獻學》（年），徐自强《古代石刻通論》（年），趙超《古代墓誌通論》（年），倉修良《方志學通論》（年），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年），秦國經《明清檔案學》（年），張燦呷《黄帝内經文獻研究》（年）、趙益《古典術數文獻述論稿》（年），王毓瑚《中國農學書録》（年），趙令志《中國民族歷史文獻學》（年），沈文凡《排律文獻學研究（明代卷）》（年），史金波、黄潤華《中國歷代民族古文字文獻探幽》(年），汪慶正《錢幣學與碑帖文獻學》（年），毛遠明《碑刻文獻學通論》（年），耿相新《中國簡帛書籍史》(年），陳樂基《民族古籍論叢》（年），嚴季瀾、張如青主編《中醫文獻學》(年）等。除專著、教材外，還有一些關於專類文獻研究和專科文獻學學科建設方面的研究論文值得關注。如：尚志鈞《談本草文獻的研究》（《安徽中醫學院學報》，年第2期），張燦呷《中醫古籍整理文字處理與校勘記的書寫》（《中國醫藥報》，年第8卷第3期），傅振倫《中國古啕瓷文獻學》(《景德鎮啕瓷》，年第4期、年第4期），韓格平《關於高校中國古籍注釋學學科構建的幾點思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年第6期），陳仁壽《本草文獻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芻議》（《中國中藥雜誌》，年第6期），陳得芝《淺論邊疆民族歷史文獻學的建設》(《安大史學》，安徽大學出版社，年），黄敏學《中國古代音樂文獻的分類及其特徵》(《安大史學》，安徽大學出版社，年），李德山《論中國東北古文獻學學科建設》(《學習與探索》，年第2期），張顯成《論簡帛的文獻學研究價值》(《古籍整理研究學刊》，年第1期），賈乃謙《林史文獻學綱要》（《北京林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年第3期），陳長文《簡論“科舉文獻學”之研究》（《光明日報》，年10月12日），陳寧《試析中國古啕瓷文獻學的内容架構》(《景德鎮啕瓷》，年第3期），宋顯標《論音樂文獻學的性質》(《黄鐘》，年第1期）等。這些專門性文獻學研究成果表明：（1)新時期專科學術的發展是推動專科文獻的整理研究乃至專科文獻學建立的基本動因之(2)古文獻學是一切專科文獻學的基礎，它的思想理論與方法論體系對於一切專科文獻研究與專科文獻學的建立，都具有不可缺少的理論支撑與方法指導的作用。3.古籍整理學專著的問世20世紀80年代以來，作爲新時期古文獻學學科發展的重要標志之一，有關古籍整理的專門論著相繼問世。主要有：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論》（年），吴孟復《古籍研究整理通論》（年），胡漸逵《古籍整理釋例》（年），馮浩菲《中國古籍整理體式研究》（年），時永樂《古籍整理教程》（年），來新夏《古籍整理講義》（年），劉琳、吴洪澤《古籍整理學》(年），曹林娣《古籍整理概論》(年），程毅中《古籍整理淺談》（年），許逸民《古籍整理釋例》（年）等。這些論著不僅是撰著者個人長期從事古籍整理研究成果的系統總結，也凝聚了古今學者關於古籍整理和古文獻學理論與方法的精華，對於當代古籍整理實踐和人才培養，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其中，劉琳、吴洪澤著《古籍整理學》，是當代第一部以“古籍整理學”命名的專著。該書體系完整，既對校勘、標點、注釋、今譯、輯佚、抄纂等古籍整理的基本方法進行闡釋，也對古籍整理學的研究對象、學科體系，古籍整理的指導思想，古籍整理學的相關學科以及古籍整理手段的現代化等重要理論問題做了清晰的論述，堪爲新時期古籍整理學學科建設的奠基之作。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專門的古籍整理論文集編輯出版，如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編《古籍整理出版叢談》(年）、楊牧之主編《古籍整理與出版專家論古籍整理與出版》（年）、張志清主編《全國圚書館古籍工作會議論文集》（年）等。楊牧之主編《古籍整理與出版專家論古籍整理與出版》收文篇，均選自年至年的《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較爲集中地反映了建國以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歷史以及有關專家學者對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得失總結、建議設想，對新時期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和古文獻學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綜上可見，新時期以來迅速發展的古籍整理出版事業、豐富的古籍整理實踐對古文獻學學科發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動作用。一方面，古籍整理的實踐經驗和成果需要古文獻學加以理論總結和學術批評，另一方面，爲了適應學術發展的需要，更好地培養古籍整理和古文獻學研究所需要的專業人才，古文獻學亟需建立和完善自身的學科體系，尤其要加强古文獻學學科理論的研究，上述三方面研究成果的相繼湧現正説明了這一點。二、古文獻學對古籍整理的研究支持與規範指導新時期古籍整理與古文獻學科發展的互動關係，還體現在古文獻學對古籍整理的研究支持與規範指導方面。(一）研究支持：理論總結與問題研究古文獻學是關於古文獻整理與研究的學問，對包括古籍在内的古文獻的整理與研究負有科學地加以研究總結的學術使命。孫欽善指出：古文獻學像一切科學理論一樣，來源於實踐而又反過來指導實踐，總是在實踐——理論——實踐的無限反復之中，既不斷豐富發展理論，又不斷使實踐的水平逐步提高。從理論指導實踐這一環節來看，是否重視古文獻學，古文獻學研究水平的高低，直接關係到古文獻整理水平的高低；古文獻理論的正誤，直接關係到古文獻整理工作的成敗，乃至古文獻本身的存亡，這已爲歷史事實所證明。”董洪利等學者認爲：“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中央政府的倡導下，古籍整理事業頗有開展，大型古籍整理出版項目屢屢上馬，呈現繁榮之勢。古籍整理出版在擬訂選題、確定版本、文本校勘、輯佚彙編等方面，都需要借助古典文獻學的‘研究支持按：引號爲筆者所加），否則很難成爲高質量的古籍整理作品。’在這裡，我們亦採用“研究支持詞，來概括古文獻學之於古籍整理的關係和地位，旨在强調古文獻學的學術水平與研究力度對於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意義。在“研究支持”的語境下，古文獻學研究既包括對古籍整理實踐的理論總結，也包括對古籍整理實踐中出現的各種問題進行科學的探討分析，提出批評與建設性的意見，如此才能更好地發揮其理論指導實踐的作用，同時對古文獻學自身理論與方法的構建亦起到補充完善的作用。因此，關於古文獻學對古籍整理的研究支持，這裡試從理論總結和問題研究兩個方面加以探討。1.理論總結理論總結，是指古文獻學（包括古籍整理學）適應古籍整理實踐發展的需要，對古籍整理取得的成果，包括創造積累的經驗、方法，形成的基本知識以及思想觀念等及時地加以科學的歸納總結，去粗取精，使之系統化、條理化，用以指導和規範古籍整理工作，豐富、更新古文獻學科的知識體系。新時期以來，古文獻學對古籍整理的理論總結突出表現在以下方面：第一，基礎理論與學科體系建設。早在年，即有學者撰文提出古籍整理研究在我國是一項具有光榮傳統的學術活動，有其自身産生、發展過程，也有著它自身的特點和規律，從理論基礎和學科體系上來説，應該有它相對的獨立性，爲適應我國古籍整理事業發展的需要，應建立獨立的中國古籍整理學。年，劉琳、吴洪澤《古籍整理學》問世。該書適應了當代古籍整理與古文獻學科發展的需要，是對當代古籍整理實踐的一個較爲全面而系統的總結。正如學者評論的那樣：它的問世首次正式搭建了古籍整理學的學科體系，對於古籍整理學穩健地向前發展大有裨益。”該書著者認爲：古籍整理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强的科學，但它並非僅僅研究整理古籍的具體方法，它也包含了很多值得研究的理論問題，比如古籍整理學的對象、範圍、意義、宗旨，它與現實的關係，提高與普及的關係，選題的原則，整理與研究的關係，等等。這些問題不但古人没有研究過，直到今天，我們從事古籍整理的學者（包括著者自己）也往往只注意於實踐，而對這門學科的理論問題很少進行深入的研究，應當説這還是一個薄弱環節。”這一論述既表明該書著者對理論研究的重視，也爲古籍整理學的發展和學科建設指示了方向。第二，古籍整理基本方法的系統總結和深入探討。如：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論》關於“善本”標準和底本選擇等問題的論述，深入詳盡，具有創見，代表了當代古籍整理學和古文獻學對版本學基本問題的新探討和新總結。董洪利主編《古典文獻學基礎》，在綜合考察既有研究成果基礎上，將古籍版本學的基本技能概括爲“版本鑒定”和“版本考訂”二項，簡明扼要，條分縷析，尤其是關於“版本考訂”、版本鑒定與版本考訂辯證關係問題的論述頗有新意，是一個有價值的概括和總結。時永樂《古籍整理教程》對當代古籍整理在“佚文”處理方面所取得的成績，也有很好的總結。他説：古人引書多不注篇名、卷數及頁數，今人若將佚文準確地置於原在位置，一般相當困難。與其‘張冠李戴倒不如集中起來作爲附録更爲穩妥。當代學者的不少著作，均十分重視這項工作，且大多將佚文置於附録之顯著位置。”編纂，是古籍整理的重要手段和成果形式，兼具整理、保存、利用等多種功能，特别是叢書、類書、總集、别集的編纂，是“歷代文獻學家整理、編纂古文獻從而推陳出新的結晶”，故爲古文獻學研究所重視。新時期以來，為了適應當代古籍整理，尤其是大型古籍整理實踐的需要，很多古文獻學（包括歷史文獻學）教材、論著都把“編纂學”納入古文獻學學科體系加以系統論述，可以説，這是新時期古文獻學學科發展的一個標誌。年，楊燕起、高國抗主編《中國歷史文獻學》較早設立了《編纂學》專章，在此基礎上，年，董恩林主編《中國傳統文獻學概論》創設《文獻的二次編纂》一編，從“文獻彙纂”、“文獻類編”、“文獻抄撮”、“文獻選録”四大方面，對歷史上重要的“文獻二次整理編纂”成果做了相當全面、系統、深入的總結，大大豐富和拓展了歷史文獻編纂學的研究領域和研究内容。如《文獻類編》一章，分三節依次論述了“類書的定義與類型”，“類書的編纂方法、體例與原則”和“歷代類書編纂的成績與不足”。其中，關於歷代類書編纂不足問題的論述，既能提出明確的優劣判定標準，又能分析其不足産生的根源，在理論總結的同時，對古代類書的整理利用，提出積極的建設性意見。第三，對當代古籍整理的新動向、新成就及時地加以理論探索和總結。舉例來説，影印古籍是新時期古籍整理出版最具活力的手段和形式之一，給學術研究、傳統古籍的傳播普及乃至古籍整理人才的培養都帶來很大的便利，成果豐碩。針對這種情況，黄永年、李偉國、許逸民等學者在他們的論著中，分别從源流、意義、方法、範式等方面對影印古籍做了專門而系統的總結。古籍整理數字化，也是新時期古籍整理出版界和古文獻學界廣泛關注的問題。新時期問世的很多古文獻學專著，都以專門章節加以介紹討論。如：楊燕起、高國抗主編《中國歷史文獻學》，劉琳、吴洪澤《古籍整理學》，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論》，張大可主編《中國歷史文獻學》，張三夕主編《中國古典文獻學》，董恩林主編《中國傳統文獻學概論》等。這裡要特别提到的是，年出版的吴洪澤、張家鈞《計算機在古籍整理中的應用》一書。該書旨在幫助古籍整理者更好地瞭解利用計算機工具以及由計算機技術研發出來的各種古籍數字化産品和系統軟件。不僅如此，該書還對計算機與古籍整理的關係，計算機在古籍整理中的應用現狀，古籍數字化的歷程、原則、方法及發展趨勢等問題，作了具有理論意義的論述。如該書認爲古籍數字化不是簡單的影印或復原古籍，而是一項架接傳統與現代文明的宏大工程。它既要忠實於古籍，又要促其“再生”，使其所承載的文獻信息能爲大多數人所接受利用。因而，在進行古籍數字化時，應當遵循一定的原則。對此，該書提出“保真”、“好用”和“統一規劃”三原則。年，吴懷祺主編、王記録著《中國史學思想通論?歷史文獻學思想卷》出版。該書專設“數字化時代古籍整理的理論與方法章，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古籍數字化的迅猛發展給傳統古籍的載體形式，古籍閲讀、檢索、整理的方式方法，古籍整理觀念，古文獻學專業人才培養模式以及與古籍有關的學科所帶來的巨大變化和深遠影響，進行了相當全面而深入的闡述，是新時期古文獻學界面對數字化時代古籍整理工作的深刻變革而做出的積極的理論探索和總結。此外，還有相當數量的研究論文，如蔣宗福《中國傳統文獻與研究的現代轉换》、張三夕《論電子文獻的發展對古典文獻學學科建設的影響》等。蔣宗福認爲在計算機信息處理技術已發展到很高的水平、文獻載體也已發生根本改變的今天，傳統文化研究的手段理應有一個大的現代轉换：第一，應充分利用計算機進行輔助研究；第二，應充分利用互聯網提供的資源共享；第三，儘管電子文獻、計算機和互聯網的利用會大大提高傳統文獻的研究效率，但是深厚扎實的專業修養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張三夕亦認爲隨著電子計算機技術在古籍整理與研究中的普遍運用，古籍整理與研究手段正在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如何應對這些變化對古典文獻學學科建設的影響，是從事古典文獻學教學與研究者必須加以認真思考的問題。在他看來，第一，古典文獻學教材的編寫應包括電子文獻的内容；第二，古典文獻學要加强對古籍整理電子出版物的研究；第三，古典文獻學要注意研究電子文獻網絡化、數字化的發展趨勢；古籍電子文獻的網絡化、數字化以及數字圚書館建設，都將成爲古典文獻學學科重要的發展方向和内容。2.問題研究問題研究，是指古文獻學在對歷史上或當代古籍整理工作的成果、經驗進行理論總結的同時，還需要依據其基礎理論、基本方法、學術理念和知識體系，對古籍整理工作中乃至古文獻學研究本身存在的失誤、不足，疑難或爭議等，進行有針對性的研究，分析其産生的根源和影響，提出解決問題、規避失誤的建議和方案。與系統的、宏觀的理論總結有所不同，“問題研究”更多的是針對古籍整理或古文獻學研究中的某些具體問題，如某一思想觀念、某一理論方法、某一種類整理成果存在的失誤和不足，因而具有很强的針對性和學術批評與建設意義。我們注意到，“問題研究”是新時期古文獻學科發展的一項具有時代特色的内容，顯示了批評機制在古文獻學學科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例如：新時期以來，在古籍整理工作全面發展的同時，存在著一種對於古籍整理工作以及古籍整理與研究二者關係的片面認識，很不利於古籍整理工作的順利開展。如認爲“整理研究古籍不外是圈圈點點，注注譯譯或編編選選，不過在故紙堆裡找學問，有多大的學術價值？”還有一種錯誤的思想傾向，就是“把古籍的整理和研究截然分開，認爲研究比整理高一個檔次”。對此，學者霍旭東撰文指出：“這些問題，有認識問題，有管理體制問題，也有古籍整理研究自身的學科研究和建設問題。”特别是學科體系的建設問題，如不能很好地及時加以解決，不僅上述問題不能得到很好的解決，而且將影響今後古籍整理工作的進一步開展。有鑒於此，他進而提出建立獨立的、自成體系的中國古籍整理學。孫欽善在《中國古文獻學》中亦指出：“現時似乎有兩種偏向值得警惕：一是把古文獻整理、利用看得很容易，輕率爲之；一是把古文獻整理、利用僅僅看成實際操作，勿需理論指導，甚至根本不承認古文獻學是一個獨立的學科。兩種偏向，一個根源，都是對古文獻整理、利用和古文獻學缺乏認識和重視，其對古文獻整理、利用等實際工作的危害不言而喻。”針對“近年出版的古籍整理作品中，有因缺乏目録學知識而把普通古籍當做珍本善本者，有因選用底本不當而造成缺卷者，有彙編總集全集而漏輯重要文獻者，有輯佚缺乏辨僞造成張冠李戴者”等嚴重影響作品質量的情況，董洪利等學者認爲“從事古籍整理決不可率爾操觚，而應先具備古典文獻學的訓練，熟悉相關文獻，且採取審慎認真的態度，方可進行。一部高質量的古籍整理作品，價值絲毫不亞於一部原創性學術著作。”問題研究還包括適應時代與學術的發展，在繼承前代學術傳統的基礎上對古籍整理的基本理論與方法進行實事求是的再探討。如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論》、劉琳等《古籍整理學》關於校勘底本的選擇以及對校、他校等校勘方法的論述，都在陳垣“校法四例”的基礎上，做出進一步的討論和補充完善。關於古籍整理底本的選擇，黄永年在《古籍整理概論》中既强調“要用校勘精審、比較接近原書面貌的善本作爲底本”的原則，同時又提出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拘泥于原刻。他説：“一般説來，刻或抄在先的似乎總要比後的優，重出之本似乎總要比原本差，但有時偏偏相反。”他用實際的例證説明在同一古籍的各種版本中，會有“晚勝於早”、“重刻之本轉勝於原本”的情況。程毅中在總結張元濟古籍整理實踐時也指出這一點。他説張元濟先生在版本鑒定的實踐中，一再提出了‘書貴初刻’的問題。這是根據實踐總結出來的經驗之談。然而，這個結論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産生的。在張先生自己的實際工作中，却對‘書貴初刻’的結論作了事實上的修正。《四部叢刊》重印時，曾抽换了不少底本”。“重印本不僅在版本方面作了許多變更，而且還作了移録序跋、配補卷頁、附載校記等新的改進。這種精益求精的做法，得到了讀者的歡迎和讚賞。以《四部叢刊》而言，重印本就比初印本好。‘書貴初刻’的結論就發生了變化”。“正是本於質量第一和讀者至上的原則，又憑藉了新的印刷技術，商務印書館所出版的書，一般都達到了日新月異、後來居上的水平。這是現代出版史上的新成就。我們應該以此爲奮鬥目標，既要力求初印本就是現有的善本，又要不斷修訂，使之‘後勝於前在版本學上提出‘書貴重印’的新觀念。”説到“新觀念”的提出，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論》關於“存舊”問題的論述，以史爲鑒，切中時弊，是針對新時期古籍整理的實際情況而提出的新觀念，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二）規範指導：闡明原則方法，注意規避失誤通過確立基本的原則標準、系統闡明各種古籍整理工作的具體方法步驟，從而對古籍整理工作起到切實的規範指導作用，是古文獻學對古籍整理提供研究支持的又一重要方面。1.確立原則，闡明方法古籍整理的基本原則是確保古籍整理質量和古籍整理工作健康發展的核心思想與必要條件，如實事求是的原則、存真復原的原則、古籍整理者的主觀條件原則等。新時期，很多關於古籍整理的論著在討論古籍整理致誤的原因時，都涉及到古籍整理者的知識素養、學術規範、學術態度與古籍整理質量的關係，並針對古籍整理者的主觀條件提出從事古籍整理工作的基本原則，要言之，概有三項：第一，必須具備較爲全面的知識素養，具體包括扎實的古代漢語知識、廣泛的歷史文化知識和從事專門古籍整理所需要的專門知識。第二，要有嚴謹的古籍整理基本方法和學術規範的訓練，尤其是校勘學原則與方法的訓練。第三，要有嚴肅認真的精神和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如：針對當前學風浮躁，熱衷理論的歸納推演而忽視文獻基礎和文本實證原則與規範的現象，董洪利等學者就特别强調要繼承我國古典文獻學的優良傳統，尤其是實事求是的學術態度；無徵不信、多聞闕疑、擇善而從等學術理念；無證不立、孤證不爲定説、不隱匿反證等一系列的學術規範。同時，對於古籍整理工作中出現的各種有違基本原則的失範行爲，古文獻學亦有責任以科學的態度和强烈的問題意識給予嚴肅的討論和批評規範，如蔣宗福年發表的《古籍整理也應遵守學術規範》一文，其學術意義正在於此。除了古籍整理基本原則的總體闡述，古文獻學還要對不同類型的古籍整理工作的原則方法、步驟環節以及規律性現象進行總結，使之條理化、標準化，進而對古籍整理工作起到具體有效的指導和規範作用。新時期産生的古文獻學教材、論著在闡述此類内容時，一般都會包括下列基本内容：（1)本項工作的性質、目的和意義；（2)本項工作必須遵守的基本原則；（3)本項工作具體開展的步驟、方法；（4)本項工作容易出現失誤之處及避免的方法，即“需要注意的問題”。如：董洪利主編《古典文獻學基礎》第四章《校勘學》在具體介紹校勘方法之前，即首先對“校勘的根本原則”加以闡述：“校勘是取得正確文本的重要手段，它既以恢復古籍的本來面目、提供最接近原稿的善本爲最終目的，其根本原則就是存真復原。”“在校勘工作中，凡不符合作者本意、歪曲原書面貌的處理都是違反校勘原則的。”?黄永年在《古籍整理概論》“校勘章中也嚴肅地指出這一點。他説：校勘的目的是要恢復原書本來的面目，不是給原書修改錯誤，修飾文字。”“如果把原書本身的錯誤徑行改正，則變成修改原書，這不但越出了校勘的範圍，而且要給從事考證者帶來很大的不方便。”可見，校勘的目的決定了校勘工作的根本原則，簡言之，就是不妄改古書。具體怎樣處理，就要依據古文獻學在這一根本原則下所總結的一整套標準規範，也就是具體工作步驟、方法和注意事項。董恩林主編《中國傳統文獻學概論》在論述“文獻類編”問題時，首先提出類書的編纂目的有二是爲滿足人類對各種或某種知識的需要而做的資料彙編，爲檢索資料提供方便；二是有目的、有計劃地對現有文獻進行階段性、總結性的整理。”然後，以是否達到上述目的爲標準，將類書的編纂原則歸納概括爲三項，即體例嚴謹，分類恰當；資料豐富，引文準確；檢索完備，方便實用，並逐一加以説明，又進而指出那些質量低劣的類書，都是由於編纂者未能嚴格遵循上述三項原則所致。張三夕《中國古典文獻學》關於“古典文獻的輯佚”的論述，内容全面，條理清晰。首先，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輯佚工作的十條標準，認爲“輯佚成果愈接近這些標準，其輯佚工作做得就愈完善，輯佚的水平、質量相對來説也就愈高。所以，整個輯佚工作的程序、方法都要圍繞著有益於達到這些標準展開”。其次，通過全面審視綜合以往規模較大、質量較高的各種形式、各種類型的輯佚工作和成果，將輯佚的整體工作内容和程序概括爲前期準備、佚文輯録、佚文整理和後期綜結等四個階段，分别條列其具體步驟和内容，指出影響輯佚工作程序開展的各種因素。再次，從古文獻知識、特定專業知識和歷史文化知識三個方面介紹了從事輯佚工作者應有的知識準備。最後，按“佚文獻的認定”、“佚文獻的搜集”、“輯佚的主要資源”和“輯本文獻的整理”四個步驟，詳盡介紹了輯佚的基本方法以及具體實施的原則、途徑、辦法和内容，凡所論述對於從事古文獻輯佚工作具有切實的指導和參考作用。此外，如時永樂《古籍整理教程》第三章《校勘》第五節《校勘記的寫法》關於出校的一般原則、具體原則以及校記寫法的介紹；許逸民《古籍影印出版的規範問題》關於“影印本應該具備的學術範式”的闡釋，也都内容詳備，剖斷明晰，爲有關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提供了具體明確的操作原則與方法。2.重點提示，規避失誤古文獻學對不同類型古籍整理工作的基本原則和具體方法的系統介紹，往往包含“需要注意的問題”等一類内容。這類内容是針對古籍整理具體工作中一些容易致誤而需格外謹慎處理的環節所做的特别分析和提示，對該項古籍整理工作原則與方法的闡釋，具有重要的補充作用。因此，這裡特别提出來討論一下。如：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論》“校勘”一章在論及“古抄本石刻本在對校中的作用”時特别提到：敦煌莫高窟藏書發現後，大量古抄卷子本隨同佛經等流散出來，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紛紛用這些古抄卷子本來對校隋唐以前的古籍。儘管絶大多數已是殘卷，但文字上確有佳勝之處可以擷取”，“但在利用所有的古抄本時，有一點必須注意，即這些古抄本不一定都是校勘精審的善本，更不能以罕見珍，把這些古抄本誇大爲傳世的唯一善本，因而認爲宋以來的刻本、抄本統統不足取。在發現有異文時，也不能一概看作今本錯而古抄本對。”“今本經、子等古籍多源出於五代、北宋時國子監刻本，經當時的學者作過認真的校勘，看王國維《五代兩宋監本考》便可知道。當然‘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源出五代、北宋監本的舊本也並非完美無缺，有些是可以用古抄本來校正的。但做過了頭，以不誤爲誤，就欠審慎了。”時永樂《古籍整理教程》在肯定了當代學者在“佚文”附録編輯方面的成績後，進而指出“輯録佚文需注意”的問題：第一，應該儘量豐富自己的文獻目録學知識，對哪些文獻中可能保存本書佚文大體做到心中有數。唯有如此，所輯佚文才可能比較完備，而不致於遺漏太多。第二，要注意辨别佚文的真僞。輯佚不僅要求全，還要求真。輯佚者必要時還要下一番辨僞的功夫，以確保佚文的質量。第三，要詳細注明材料來源。所輯每一條佚文，均應注明書名、篇名或卷次、頁次及版本，要讓讀者相信所輯有據，也便於讀者覆核原文。可見，“需要注意的問題”是古文獻學對古籍整理工作進行規範指導的有機組成部分，是建立在對古籍整理工作的失誤案例和致誤原因的學理總結與概括分析的基礎上，因而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和價值。以上從“理論總結與問題研究”、“闡明原則方法，注意規避失誤”兩個方面討論了古文獻學對古籍整理的研究支持和規範指導。在這裡，本文特别提出了“問題研究”這一項。本文認爲，第一，與系統的、宏觀的理論總結有所不同，“問題研究”更多的是針對古籍整理工作或古文獻學研究本身存在的某些具體問題，其目的在於指誤糾偏，補充完善，因而具有很强的針對性和批評建設作用。第二，“問題研究”是古文獻學參與古籍整理工作、提供”研究支持“的重要方式。没有這種“學術參與”或“研究支持”，古籍整理工作很難從理論、方法的角度，審視反思自身的發展與得失。也就是説，面對新時期古籍整理迅速發展的新局面、新情況、新問題，古文獻學不僅擔負著理論總結與學科建設的任務，而且應該更加重視開展“問題研究”，强化“問題”意識與批評機制，以便更好地爲當代古籍整理提供指導借鑒。第三，“問題研究”是新時期古文獻學科發展中一個具有時代特色的内容，應該給予重視和總結。從思想方法來看，新時期古文獻學論著中的“問題研究”，大都建立在對前代古籍整理和古文獻學學術遺産的系統總結和深入了解的基礎上，同時，對當代古籍整理以及相關學術的發展狀況能够保持密切的關注。在具體討論過程中，能够繼承發揚中國古文獻學的優良傳統，不囿成説，善於懷疑，實事求是，提出新見，自覺地爲當代古籍整理的健康發展提供“研究支持”和批評建議，同時對豐富發展古文獻學基礎理論與基本方法的研究，也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這是新時期古籍整理和古文獻學科互動發展給予我們的一個重要啓示。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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