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学勤文集》发布会上的发言
裘锡圭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摘要：作者在发言中回忆了他与李学勤先生六十多年来的交往情况，并以战国文字研究和殷墟卜辞研究为例着重讲了李先生在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方面所起的重要引领和推动作用。
关键词：李学勤回忆学术贡献战国文字研究殷墟卜辞研究《李学勤文集》
在李先生过世后两年，先生的《文集》终于出版了，这是值得庆幸的。可惜先生没有亲眼看到《文集》的出版，终究是一件憾事。
我跟李先生的交往有六十多年的历史。年，我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系里本来把我留下当胡厚宣先生的助教，就在那个时候，把胡先生调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职的正式调令到了复旦，胡先生让我临时考他的“甲骨文与商代史”副博士研究生，在那年冬天，把我带到了历史所，作为复旦的研究生在那里学习。到了第二年春天，我就有了跟李先生直接接触的机会。那时，历史所名义上分成一所、二所，一所研究上古史，二所研究中古史，而实际上一、二所之间并无什么明显的界限。李先生那时在二所，帮助侯外庐先生写《中国思想通史》。年开春，所里让胡先生和张政烺先生带队率领所里的年轻人（主要是实习研究员）去郑州、开封、洛阳、西安、济南等地作考古旅行。我作为胡先生的研究生，也参加了这次旅行。李先生由于要帮侯先生写书，未能参加。旅行回来后，在所里开了一次会（好像就是总结这次考古旅行的会）。李先生由于错过了这次考古旅行的机会，一定感到非常遗憾，他在会下尽量向参加了这次旅行的年轻人询问他们看到了什么新资料。他偶然看到了我带在身边的在旅途中参观博物馆和考古单位时所作的记录，他说我在山东省博物馆摹录的齐陶文摹得很准确，其中有他尚未见过的资料，就把我的这些陶文摹本借了去。此后我在见到李先生时，如有可能，就会跟他谈一些古文字方面的问题，向他请教，我们的意见往往相合。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李先生的《殷代地理简论》，《文物》七、八、九期上连载了李先生的《战国题铭概述》，李先生送了我一本《简论》，还给了我一本载有《战国题铭概述（上）》的《文物》第七期。李先生当时虽然很年轻，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早期就跟曾毅公先生一起缀合了《殷墟文字甲编》和《乙编》中的不少碎片，共有号，由考古研究所将其与郭若愚先生所缀合的号编为《殷墟文字缀合》，于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出版时他还不满22周岁），年初又在《文物参考资料》上发表了《谈近年新发现的几种战国文字资料》这样一流水平的学术文章，[1]在古文字学界已经很有名气，我则是尚未发表过一篇文章的无名小卒，李先生这样待我，可以说是“破了格”。
年，我研究生结业，分配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跟李先生的来往就少了。
改革开放以后，李先生主持过很多项目，凡是跟我的业务关系密切的那些项目，他一般都邀我参加。同时，我们一起参加学术会议或其他学术活动的机会也多了起来。这样，我们之间的交往就越来越多了。李先生对我一直很好，很照顾。李先生去世时，我因年老体弱且远在上海，未能到北京吊唁，深以为憾。借《文集》发布的机会，谈了这些我跟李先生交往的情况，以寄缅怀之情。
李先生长期以来在上古史学界和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学界起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在这次发布会上，我想着重谈谈李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所起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李先生的治学范围极广，我只能谈谈自己比较熟悉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方面的情况。
李先生聪明过人，记忆力好，悟性高，思想敏捷，看问题高瞻远瞩，能从大处着眼，但对细小处也不轻易放过，所以能够发人之所未发，解人之所不解，对有关学术研究起明显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影响深远。这在战国文字研究和殷墟卜辞研究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
我们今天研究战国文字，离不开战国文字分系（或称“分域”）学说，这个学说就是李先生创立的。在李先生之前，王国维提出了“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把战国文字分成东、西两大系，但他仍把六国古文看成一个整体。胡光炜（小石）讨论过齐及受其影响诸国的文字与楚及受其影响诸国的文字的不同特点，但他讨论的主要是书体、书风上的不同。[2]李先生在年发表的《战国时代的秦国铜器》一文中首先提出“战国时代的汉字可分为秦、三晋（周卫附）、齐、燕、楚五式”[3]（后来学者在使用他的学说时改称“式”为“系”），在年发表的《战国题铭概述》中，他用大量出土的战国文字资料阐明了他的“五式（系）说”。用今天的知识来看，《概述》所定战国文字资料所属的系别除把燕国的小方官印定为三晋官印一处明显失误外，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在当时能够有这样的成绩是非常不容易的。直到今天，一般学者在战国文字分域方面主要仍在使用李先生“五系说”的框架。李先生创立了“五系说”并为此说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对战国文字的研究起了极为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李先生在具体的战国文字资料的释读上，也有不少重要贡献，这里仅举两例。他在年发表的《补论战国题铭的一些问题》中指出楚帛书周边十二个神像旁各自所附的说明中的第一个字就是《尔雅·释天》所记的十二月的月名。[4]这可以说是楚帛书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发明。战国时代三孔布的地名中，有“上曲阳”和“下曲阳”，“阳”上一字右旁作“邑”，左旁近似反写的“刀”形，我在《战国货币考》中把此字误释为从“比”省声之字，错误严重。李先生根据三孔布铸造的地域和战国文字常常剧烈简化的现象，敏锐地觉察到这个从“邑”之字的左旁就是《说文》“曲”字古文的简省之体，正确地把两个地名释为“上曲阳”“下曲阳”。后来，李零先生根据李先生的发现，认出了鸟书箴铭带钩上的“曲”字，从而将带钩铭文的释读推进了一大步；[5]李家浩先生根据李先生的发现，把韩国空首布上过去被误释为“封中小化”“封南小化”等的一种面文，正确地改释为“少曲市中”“少曲市南”等，并指出少曲为韩国地名（见《战国策·燕策二》），亦见于韩国兵器铭文。[6]
李先生在年发表的《评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指出：“卜辞的分类与断代是两个不同的步骤，我们应先根据字体、字形等特征分卜辞为若干类，然后分别判定各类所属时代。同一王世不见得只有一类卜辞，同一类卜辞也不见得属于一个王世。”[7]明确提出了殷墟卜辞断代研究的正确方法。
年，考古研究所召开安阳殷墟五号墓（按即年发掘的妇好墓）座谈会，李先生发言时指出，见于武丁宾组卜辞的“妇好”，和见于被董作宾定为第四期的武乙文丁卜辞（就在这次发言中李先生提出了“历组卜辞”这个新辞来称呼这种卜辞）中的“妇好”有可能是同一个人，“从种种迹象看，‘历组’卜辞很有可能是武丁晚期到祖庚时期的东西”。[8]会后，他写了《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发表在《文物》年第11期上，对讨论会发言作了重要补充，指出了他所看到的历组卜辞属于早期的一些迹象。
年在中山大学召开的第二次古文字学年会上，历组卜辞到底属于武乙文丁时代还是属于武丁祖庚时代的问题成了大家感兴趣的一个焦点，在会上发言的人几乎都是反对李先生的说法的。我在这个问题上本来也相信董作宾的说法，在妇好墓座谈会上，我还在对殷墟考古和殷周青铜器的形制花纹都只是一知半解的情况下极端错误地认为妇好墓的墓主应该是武乙文丁卜辞中的妇好，墓葬的时代早不到武丁祖庚时代。但在第二次年会之后，我细心研读了李先生《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一文，通过认真的考虑和对我掌握的有关资料的梳理，断定李先生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写了《论“历组卜辞”的时代》一文，在年四川大学召开的第三次古文字学年会上发表。[9]我可能是明确支持李先生新说的第一个人。年林沄先生在山西省文物局召开的第四次古文字学年会上发表了《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一文，在历组卜辞的时代问题上也从传统派变成了新派。[10]四十多年来，殷墟卜辞研究的实践可以说已经充分证明了李先生新说的可靠性。但是，有些相信旧说的学者，由于历组卜辞属于武丁祖庚时期的明确地层证据尚未出现，认为新说和传统说法究竟孰是孰非还不能肯定。实际上，相信新说的人越来越多，近些年来在比较年轻的甲骨学者中，相信传统说法的大概一个也没有了。我相信明确的地层证据迟早是会出现的。
李先生在《文物》年第5期发表了《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已为上举林先生的文章所引用。李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还根据他的分类分期观点提出了殷墟卜辞可以分为??组、宾组、历组等九组的意见。后来他又发表了《殷墟甲骨两系说与历组卜辞》一文，[11]并与彭裕商合写了《殷墟甲骨分期新论》一文（）、[12]合著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一书（），[13]对历组卜辞的研究更趋深入，并把他根据先分类后分期的原则通过长期研究而得到的关于殷墟各类卜辞所属时代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变得越来越明确、系统。李先生的这些研究是殷墟卜辞断代研究中一次里程碑性质的巨大的跃进。由于殷墟卜辞的分类和断代与卜辞内容的研究以及殷墟甲骨文字的考释息息相关，[14]李先生的分类断代研究对甲骨文字考释以及殷墟卜辞其他各个方面的研究也都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李先生在殷墟卜辞的释读上也有不少重要贡献。他在周代青铜器的研究及青铜器铭文（主要是新出的铭文）的释读上花了大量的精力，在这些方面贡献更多。由于时间的限制，在这里不能具体加以说明了。
总之，李先生在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尤其可贵的是他的研究对整个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学界的研究起了极为明显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在这方面，是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提并论的。
李先生的著作极为丰富，学者中大概很少有人能搜集齐备，现在出版的《文集》，编辑体例由李先生在病中亲自拟定，内容囊括了李先生年以来发表的专著和论文。《文集》的出版，一定会得到学者们的热烈欢迎。
附记：视频发言为了节约时间，对此稿讲李先生在殷墟卜辞断代研究方面的贡献这一部分的内容有所删节。
此文由裘锡圭口述，刘娇录下并加注释。
注释：
[1]李学勤：《谈近年新发现的几种战国文字资料》，《文物参考资料》年第1期，第48—49页。
[2]胡小石：《齐楚古金表》，原载《国风》半月刊4卷11期（年6月）；收入《胡小石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页。
[3]李学勤：《战国时代的秦国铜器》，《文物参考资料》年第8期，第38页。
[4]李学勤：《补论战国题铭的一些问题》，《文物》年第7期，第68页。
[5]李零：《战国鸟书箴铭带钩考释》，《古文字研究》第8辑，北京：中华书局，年，第61页。
[6]参看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裘锡圭学术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修订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年，第页，《论集》编校追记。
[7]李学勤：《评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考古学报》年第3期，第页。
[8]《安阳殷墟五号墓座谈纪要》，《考古》年第5期，第页。
[9]裘锡圭：《论“历组卜辞”的时代》，《古文字研究》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10]林沄：《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古文字研究》第9辑，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11]李学勤：《殷墟甲骨两系说与历组卜辞》，《李学勤集：追溯·考据·古文明》，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年，第98—页。该文“附记”说：“年，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六届年会在山东长岛召开，会议要求讨论甲骨分期问题。我写了《殷墟甲骨分期的两系说》一文，以摘要提交会议，并附以当时已写好的另一小文《论小屯南地出土的一版特殊胛骨》的摘要。现在这篇就是以上述摘要为基础，删去过于专门的部分，合并改写而成。《特殊胛骨》全文已在《上海博物馆集刊》第4期发表，《两系说》则将刊于《古文字研究》（引者按：即《古文字研究》第18辑，北京：中华书局，年，第26—30页）。”
[12]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新论》，《中原文物》年第3期，第39—47页。
[13]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14]关于殷墟卜辞断代问题与甲骨文字考释的密切关系，请参看陈剑《殷墟卜辞的分期分类对甲骨文字考释的重要性》，《甲骨金文考释论集》，北京：线装书局，年，第—页。
原载《出土文献》年第2期，引用请据原文。本刊文章已收入“中国知网”，欢迎各位读者下载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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