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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藏敦煌藏文本P.T.号《般若心经》研究摘要：敦煌藏文佛典P.T.号《心经》是归义军时期翻译的,译者曲吉嘉措(法海),也许与法成的弟子法海是同一人。P.T.号《心经》属于大本类,与《甘珠尔》本所收的两种译本之间有差别,是一个独立的译本,而且只见于敦煌写本之中。通过比对,P.T.号与汉文异本《心经》最为接近,但有些地方又有明显的不同,而且P.T.号中一些较为独特的语句和表达形式却与现存的一些梵文本惊人地一致。因此,题记中的“rgyadpe”,可能指的是梵文本。
关键词：敦煌;藏文;《心经》;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以下简称《心经》)高度凝练了佛教般若性空之教义,简洁的文字蕴含着甚深广大之佛理。《心经》是世界上大乘佛教信仰地区流传极广的经典,并出现了大本、小本等不同的版本1。《心经》亦深受藏族社会之重视,是信徒日常诵念的经典之一。
一、《心经》之藏译本
《心经》在吐蕃时期就已翻译成了藏文,而且是当时影响较广的佛教经典之一。敦煌藏文文献中多种《心经》写本的保存,为我们了解《心经》在吐蕃时期的流传情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现传世的藏文《大藏经》中只收有两种《心经》译本,皆属于大本。其中第一种译本,据《布顿佛教史》中的《大藏经目录》载,《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由仁钦德(rinchensde,意译“宝军”)及沙门南喀(gnammkhav,意译“虚空”)等合译。查拉萨版藏文《大藏经》所收此种《心经》译本,上有翻译题记,云:“班智达毗玛拉米扎(无垢友)和译师比丘仁钦德翻译,并由译师格洛(dgeblo)和南喀(nammkav)等校订而为定本。复次,后世又按写在吉祥桑耶隆吉珠贝寺(dpalbsamyaslhungyisgrubpavigtsugslag)格杰谢玛殿(dgergyasbyemagling桑耶寺佛殿名—译者)墙壁上的(梵文本),予以校订。”2仁钦德是吐蕃时期的译师,南喀疑是“南喀宁波”(gnammkhavsnyingpo)的简称,其姓氏为“努”,同样是前弘期的译师。这部《心经》自翻译成藏文以后,曾经过了两次大的修订,一次是在前弘期,一次是在后弘期。目前所见,亦非其初译时期的面貌。这一译本在后弘期最为流通,至今依然。第二种译本,据北京版《大藏经》,亦属大本,无译者题记3。
目前所知,敦煌藏文写本中《心经》的译本大致有四种:
第一种,如P.T.号写本,属大本类,可称之为大本甲。P.T.号为卷轴本,前三行的开头的几个字残缺外,其余内容完整。并有梵藏对照的经名,藏语为:“vphagspa(shesrabkyi)pharolduphinpavisnyingpobampogjiggo”,汉译为:“圣般若波罗蜜多心要一卷”,该本与《甘珠尔》本所收两种译本之间有差别,是一个独立的译本4。
第二种,如P.T.号,同样属大本类,可称之为大本乙。P.T.号内容残缺,首尾不全。经比对发现,此写本正好与《甘珠尔》中有题记的《心经》译本基本相同,可以认定是吐蕃译师仁钦德等人所译者。
第三种,属小本,如P.T.—号,P.T.—P.T.号,皆是。此种小本在敦煌藏文《心经》写本中数量最多,是吐蕃时期极为通行的本子。而且大多数写本上有抄写题记,显见是做功德、法事时常用的。该写本开头有梵藏对照的经名,可能译自于梵文本。其内容与玄奘的汉译本大致相同。后世《甘珠尔》中亦未收此种译本5。
第四种,属于音译本,即藏文拼写的汉语《心经》。如P.T.号等,是玄奘汉译本之音译6。
二、P.T.号写本的题记研究
P.T.号《心经》的末尾有译经和抄写方面的题记,为我们研究其翻译的时间等提供了线索,现转写、翻译如下:
tosenglyogdgeslongmyengchoskyirgyamtshos/rgavgyidpelasbsgyurtevgomjugbsnanbav/bdagvisupabrispavo/7
译文:“都僧录、比丘聂·曲吉嘉措(法海)按梵文本(?)翻译,并加了首尾。由达俄肃巴抄写。”8
这段题记内容虽然不多,但却十分珍贵,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信息。其中的“tosenglyog”三字不是藏语,吐蕃时期常为翻译汉语的一些术语而拼写出新字,“lyog”字即属此类,现今藏文中没有这样的拼写法。“tosenglyog”应是汉语“都僧录”的音译。“都僧录”(tosenglyog)为僧官名,亦即聂·曲吉嘉措担任的僧职。据敦煌藏文P.T.号《库公布致僧录司赉禀帖》所载,“都僧录”应是“河西都僧录”的简称。P.T.号原文作“hasetosinglyog”9,过去曾译为“河西道僧录”,认为“tosinglyog”是汉语“道僧录”的音译。笔者以为藏文“to”应是汉语“都”的对音,如藏文音译“都督”时,“都”同样作“to”。“hasetosinglyog”应译为“河西都僧录”。P.T.号中的“都僧录”的拼写法与P.T.号完全相同。“都僧录”的地位不低,如P.T.中尊称都僧录为“stonpadpalsinglyogchedpo”,可译为“导师吉祥大僧录”,显示出其身份的尊贵。据《敦煌学大辞典》及有关研究,“都僧录”一职出现于归义军时期,“归义军时揉合历史上各种僧官制度,取僧录为最高僧官的副贰或属员之义,于教团特设僧录一职,稗其专司僧尼戒碟等僧务。”10如P.《太平兴国三年()四月应管内外都僧统钢惠等牒》内有“应管内外都僧统辩证大师赐紫钢惠、都僧正赐紫法松、都僧録赐紫道真等”的记述11,可见都僧录是归义军时期的高级僧官,仅次于都僧统和都僧正,名列第三。而在有些写本中,都僧录排在都僧正之前,P.V《疏请僧名录》中都僧录排在都僧统和都僧正之间。都僧正和都僧录的地位几乎不分轩轾。
题记中的“rgyadpe”,按《藏汉大辞典》,是指“印度文字的书籍”。与“rgyadpe”类似的词有“rgyagzhung”,见于《布顿佛教史》等,指“印度的论典”,即梵文论著。藏文历史著作中,“rgyadpe”亦指梵文经典,如“大校订译师念诵藏文经典,对照梵文本(rgyadpe)由班智达校订。”12藏译梵文经典的翻译题记一般并不注明译自“rgyadpe”,译自汉文佛典的往往又说明,如《旁塘宫目录》中对译自汉文的典籍,特别注明“rgyalasbsgyurba”,即“译自汉”,但没有使用“rgyadpe”一词。“rgyadpe”一词,如褚俊杰翻译的那样,字面上也可理解为“汉文本”。下文中通过文本的比对,我们试图找寻此处“rgyadpe”的确指。
这位担任过都僧录的聂·曲吉嘉措是何许人呢?是吐蕃的人还是唐人呢?这样一位译师,未见史书有点滴之记载,后弘期编纂的译师名录中亦不见其名,可谓湮没无闻久矣。曲吉嘉措意译为“法海”,“myeng”是其姓氏,敦煌僧人名前无论汉蕃皆有置俗姓的习惯,如吴·法成(vgoschosgrub,现译为“管·法成”)。“myeng”字有可能是“myang”的误写,而“myang”(娘氏)是吐蕃之大姓13。笔者怀疑这位名曲吉嘉措(法海)的译师,也许与法成的弟子法海是同一人。理由是法海生活的时间正好在吐蕃统治敦煌至归义军政权建立的期间,S.《维摩经疏》题记载:“河西管内京城讲论临坛供奉大德赐紫金都僧政香号法镜手记,前后三会,说此百法九遍,接踵学徒。敦煌释门讲百法论大师兼释门都法律沙门法海恳切传授时。”法镜(又称曹法镜)是法成的大弟子之一。S.《瑜伽论》卷五十四题记中亦有法镜和法海之名。如果曲吉嘉措和这里的法海是同一人,则可知法海从都法律升为都僧录的,都僧录一职可能是法海担任的最高僧职。法海也是法成的杰出弟子之一,上述题记称法海为“敦煌释门讲百法论大师”来看,法海通达佛典,能讲经说法,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堪称法成弟子中的中坚人物。
曲吉嘉措即法海能将别的文字的《心经》翻译成藏文,说明其藏文造诣不凡,极有可能他是一位吐蕃人。通过P.T.号的这段题记,使我们了解到了当时有这样一位吐蕃的译师,也使湮没于历史之中达千年之久的人物,再次为世人所知。
既然都僧录一职设于归义军时期,则P.T.号《心经》的翻译也应在归义军时期,即其翻译年代至少是公元年之后。另一方面,说明归义军时期吐蕃僧人也有担任僧职的。众所周知著名吐蕃佛教大师法成在归义军时期留在了敦煌,而且受到了当权者的敬重。按常理推断,法成必也有吐蕃弟子。正如郑炳林指出的那样:“吐蕃在在敦煌的统治结束后,但是敦煌地区还有大量的吐蕃人生活在这里,归义军政权为了团结这批吐蕃人,树立吴法成和尚作为他们的代表,以稳固归义军政权蕃汉结合的这一基础;第二胡人在敦煌佛教教团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胡蕃僧侣结合把持敦煌佛教教团的局面开始出现。”14曲吉嘉措(法海)任都僧录一职,证明当时留在归义军政权统治下的有身份的吐蕃僧人不止法成一人,而且当时敦煌僧界多有兼通汉藏梵三种及以上语言的高僧大德。尤其在归义军政权初期,佛典的藏译工作仍在延续,这方面似乎并没有受政权更替的影响而停顿。敦煌地区的汉藏佛教文化并存相融的发展模式,也正是法成大师及其弟子法海等人在敦煌生存的文化环境,这也应是P.T.号《心经》翻译的历史背景。题记中的抄写者“达俄肃巴”身份不明,但从名字看不似吐蕃人。
三、P.T.号与汉译本之间的比对
《心经》汉文本有多种,据方广锠的《般若心经译注集成》一书,汉文《心经》意译本有十一种,音译本四种。日本《大正藏》收有鸠摩罗什、玄奘、法月、般若共利言、慧轮、法成、施护所译《心经》汉译本七种,还有一种音译本15。而现存的梵文本亦有数种,包括大本和小本16。
汉文本《心经》中影响最大的是玄奘译本,但属于小本,在版本上与P.T.号有别。上山大峻曾指出P.T.的正宗分文字与敦煌藏译《心经》小本之间大致相同,从而认为P.T.的正宗分和《心经》小本译自于玄奘译本。但这一看法受到了褚俊杰的质疑,认为P.T.的正宗分和《心经》小本不完全一致。但囿于当时学界对敦煌汉文《心经》大本的了解,褚俊杰还是认为P.T.的正宗分来自于玄奘译本,只不过参考了已有的藏译《心经》小本,与上山大峻的观点不同之处是他认为藏译《心经》小本不是从玄奘译本翻译的17。
鸠摩罗什、法月、施护的汉译本与P.T.号出入较大18,亦不在比对之列。智慧轮(生活在唐代末期,曾任长安大兴善寺住持)译本属于大本,但我国历代所编《大藏经》未收,只收在日本编的《大藏经》中,敦煌汉文佛经写本中亦无智慧轮译本,故翻译成藏文的可能性不大。般若共利言的译本译自于贞元六年(),亦属大本,敦煌遗书中也发现有该译本的一件抄本,即S.号。
法成的汉译本同样只见于敦煌遗书,属大本。方广锠认为译自藏文本,即依据了毗玛拉米扎(无垢友)和译师比丘仁钦德初译,并由译师格洛(dgeblo)和南喀(nammkav)等做过校订的译本,但是否如此,需要与藏文本比对。如果法成的汉译本译自于藏文,则曲吉嘉措(法海)无须重新将它翻译成藏文。
异本《心经》只见于敦煌遗书,据方广锠研究有七个号。日本的上山大峻、竺沙雅章等认为异本《心经》属法成译本的变异,方广锠以为非法成译本,定名为“异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19,并指出:“该经仅见于敦煌遗书,因此,它的翻译者大约也是一个敦煌的僧人吧!所用的底本是藏文,还是梵文?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20因此,我们选般若共利言、法成的译本,及异本《心经》与P.T.号藏文本进行比对,以寻求P.T.号藏文本是否依据汉文本翻译的。同时,对P.T.号中一些特殊用句,参考现存梵文本的内容,加以比对。所用汉译本之版本以方广锠校勘本为准。
P.T.号之转写(标号是原写本上的行数顺序)、译文与其他汉译本之间的比对、分析如下:
1.(rgyagar)skadduarya(phrad)nyapara(myi)tartidayav/bodskadduvphags
2.(pashesrabkyi)pharolduphyinbavisnyingpobampogjiggo/thamscadmkhyenpala(phyagvtshallo)/
翻译:梵语为:阿雅帕罗聂波罗蜜多帝达耶。藏语为:帕巴喜饶吉帕若都行贝宁波(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向知一切敬礼!
经文开头有梵藏文经名对照,并向佛(知一切是佛的尊称,又作一切智或一切知,或译为遍知、全知)敬礼,是为藏译佛教经典的普遍格式。而汉译佛经以“如是我闻”开头。
3.deskadbdaggisthospa/dusgcignasangsrgyasboggavbam/rgyal
4.(povi)khab/byargodgyiphungporilagnaste/dgevdunchenpotshogsmangpodang/
5.byangchubsemsdpavsemsdpavchenpophyogsdang/
P.T.号翻译:我听到这样的(讲经)语,一时佛薄伽梵住王舍城鹫峰山中,与大比丘众,及菩萨摩诃萨众(一起)。
异本《心经》: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住王舍城鹫峰山中,与大苾刍众及诸菩萨摩诃萨俱21。
法成译本: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住王舍城鹫峰山中,与大苾刍众及诸菩萨摩诃萨俱22。
般若共利言等译本: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众及菩萨众俱23。
以上句子中,P.T.号藏文本中多了“sangsrgyas”(佛)一词,“薄伽梵”即佛的尊称,藏文译经中一般“佛薄伽梵”并用,而且采用意译。“薄伽梵”藏文译为“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