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琪：从跨文化传播到本土传播研究
对于一名学者而言，扩展自己的研究议题或兴趣，甚至涉足专业之外的研究领域，在学术圈之中不算少见。在传播学界之中，人们所熟知的拉斯韦尔（H.Lasswell）原是一名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而撰写《创新的扩散》(Diffusionofinnovations)的罗杰斯(EverettRogers)对拉斯韦尔的评价是“(拉斯韦尔)从不让政治学这一学科限制他的理论兴趣，而这一兴趣囊括社会学、精神分析、历史、社会心理学与传播”。然而，对于华人的传播学者来说，在涉猎诸多研究领域之后，仍能综合各家之言，理出一条自己的理论思路，并引起国际学界的重视，这样的例子或许少见。就此而言，汪琪教授如何从过往的跨文化传播领域，走向今日的传播研究本土学术的议题，值得后继的华人学者(子)借鉴。本节除了介绍汪琪教授之外，也试图从她早期的著作与晚近的本土化论述之中，爬网一条可能的思想联系，希冀能对汪琪的治学增加更多的认识。
汪琪年生于法国巴黎，三岁时才到我国台湾，由于其父(汪公纪)的职业所需，中学时还随父亲前往马达加斯加生活，而由于马达加斯加在历史上曾是法国殖民地，官方语言是法语，因此法语就是她除了中文、英文之外，所接触过的第3种语言。多元文化的家庭与学校教育背景，使得汪琪养成比常人更加敏锐的文化敏感度，以及思索问题追根究底的习惯。
年汪琪由台北政治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赴美攻读硕士(康乃尔大学)，两年后继续攻读博士(南伊利诺大学)，并于年取得博士学位，她是台湾第一位留美的女性传播学博士。
完成博士学业之后，汪琪没有马上在学界谋职，而是选择进入美国《时代》(Time)实习半年，从编辑、采访、到整个杂志的经营管理，汪教授都有涉入与学习。后来汪琪担任《台湾光华杂志》的总编辑，也将这段时代杂志的经验运用其中。汪琪第一份正式的学术工作是夏威夷东西文化中心传播研究所研究员，三年后返回母校政治大学新闻系任教。尔后担任政治大学新闻系系主任与研究所所长、“国立”中正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台湾交通大学讲座教授、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讲座教授兼院长与政治大学讲座教授，年退休，但是研究工作并没有因此停顿。年时，汪琪应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之邀，担任该校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客座教授，她也是该校“黄金辉讲座”的第一位亚洲学者。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创始院长兼教授郭振羽表示，“汪琪老师是目前台湾传播学界在国际学术圈上知名度最高的一位学者，她的研究领域比较尖端努力是有目共睹的”。有鉴于汪琪在亚洲传播研究的贡献，年，“亚洲媒体讯息与传播中心”(AsianMedia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Centre)将年度的“亚洲传播奖”颁给了汪琪。
一、知识的起点：跨文化传播的问题意识
汪琪在台湾的第一本学术著作——《文化与传播：“世界村”里的沟通问题》(以下简称《文化》)，出版于年，虽然已过数十寒暑，但以今日眼界观之，仍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写作这本书时，汪琪在夏威夷东西文化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并与当时已是美国传播学界知名的学者施拉姆(WilburSchramm)共事；在该书的自序中，汪琪还对于施拉姆敦促她完成此书的书稿，表示由衷感谢。
《文化》一书向世人提问了一项重要的问题：如何进行有效的“文化间传播”。汪琪提醒读者注意，我们对信息本身的理解，已在无形之中受到先入为主的观念之影响；即使标榜价值中立的学术研究也会受到一地的社会文化影响，甚至许多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也没有反思自己使用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有其社会与文化背景的局限。除此之外，她还质疑智力测验中使用的图表和问题是美国白人文化较为熟悉的，白人儿童自然容易得到高分。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反思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可能限制，这条思路一直是她一贯的思考轴线，我们在后文谈及汪琪晚近的本土化理论时，依然可以看到类似的论述。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台湾盛行现代化理论的80年代，汪琪对于这套理论也是保持距离。现代化理论大师冷纳（D.Lerner）认为，传播媒介要能形塑现代人格，用以配合国家发展，社会才能及早进入现代化，然而他却说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知识贫乏，与外界甚少往来，无法设想自己更换另一种职业，因此缺乏改变现状的动机。汪琪批判地指出，这是没有考虑该理论与当地社会文化的适用性。由此或许预见了，汪琪教授将来走向传播研究本土化的轨迹，已然在当时就搭建成形。
尤有甚者，世界新闻传播学院(世新大学改制前的前身)于年5月出版的《新闻人》刊物之中，其社论曾指出当时新闻传播教育的主要教材，仍是以英美的理论学说为主，并且说“我们新闻科系的学生，除了宣韦伯(WilburSchramm)、迪弗勒(MelvinDefleur)、冷纳（D.Lerner）等理论之外，几乎一片空白”，可见当时主流的理论，仍是认为大众媒体需配合台湾当局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继而发挥自身的功能，传播有益发展的信息(也就是偏向现代化理论的观点)。如果将《文化》摆回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社会，汪琪已提醒我们，大众传媒并非只有传递信息与配合社会发展的功能，媒介传递的信息及其理解也至关重要，而这种观点在当时实属超前了，即使以今日眼光观之，也无失其重要性。
被问及为何与当时台湾的主流理论观点有如此落差时，汪琪对笔者表示，这与她的成长背景、个人思考习惯与当时在夏威夷东西文化中心的经历都有关系。她说，东西文化中心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的学术环境，再加上跨文化研究的议题也是该中心的重点方向，自然就会关心不同的文化之间如何沟通与理解的问题。在跨文化传播领域之中，理解(understanding)的问题是学术研究的重中之重，只不过汪琪谦虚地说，她当时并没有进一步思考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可能由于参与了比较研究的研究团队(包括针对流行音乐的研究)，以及日后不断受邀谈论跨文化传播的议题，如此才激发她思考更为深层的理论，而这些学术实践也替她日后的立论打下基础。
汪琪教授著作《本土研究的危机与生机》
二、知识的支线：寻找咨讯社会
20世纪90年代之后，台湾当局对于媒体解除管制，除了传统的主流媒体之外，卫星电视、有线电视等等的新媒体技术与平台应运而生，汪琪教授也转向新媒体与新技术的议题，包括直播卫星、电传视讯、高清电视等。在此期间出版的两本中文书籍，分别是《寻找资讯社会》()与《第二代媒介——传播革命之后》()。
这一段时期，汪琪思考的是，发展资讯社会的路径是否只有一条？如何前行？在此问题意识下，她将关心焦点转往与资讯社会有关的政策与法规研究，而她的观点也引起国际学界的注意。例如在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sociation,ICA)年的年会之中，汪琪受邀出席一场由全体与会者参加的讨论会时，发表了她对于管制数字媒体的看法。当时的会议主席是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RobertW.McChesney)，与会者还有时任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代理主席迈克尔科普斯(MichaelCopps)。在这场讨论当中，汪琪宣告，以亚非国家的经验来看，这些地区行动数字媒介的发展，已经使其踏上一条与西方国家不同的道路，传播研究者必须了解此一发展所代表的意涵。
虽然研究议题转向资讯社会是与当时的社会条件有关，然而从以下两个角度来看，汪琪在同一时期仍对于跨文化传播与本土的相关议题保持高度的兴趣，甚至仍是其研究的主轴：首先，检视汪琪在—年的著作，若只计算期刊论文与专著的发表，总计有39篇(部)，其中17篇(部)发表是与资讯社会有关，约占44％，而端视其他22篇(部)约占56％，仍是处理跨文化传播的相关议题。其次，年出版的《寻找资讯社会》，汪琪当时提出的研究问题是：“信息社会出现了吗？信息化对社会发展有多大贡献？”而其一贯的立场仍是批判主流的现代化发展理论，亦即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大量投资在传播建设，并提高媒介普及率的看法，汪琪认为应该批判性的检视，而非照单全收。甚至她质问：“在一个十五名学生只分到一本教科书的国家，应该放弃买书而去买电脑吗？”虽然转向资讯社会的研究，但是汪琪依然认为，要注意西方理论与在地社会脉络的适用性。
汪琪教授在首届跨文化传播圆桌论坛上致辞
三、知识的扩展：从跨文化传播看本土研究
事实上，由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仍在“国立”中正大学社会科学院长的任内，汪琪就开始将“发展由本土出发的社会科学研究”作为努力的方向；除了举行跨学门工作坊，讨论各学科关键概念在中华与西方的异同与意涵，她也将台湾交通大学颁给她的讲座研究费全数用于建置本土研究文献的数据库。但是离开交通大学之后，这一部分的努力便因为繁重的行政职务而中断，直到汪琪辞去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院长一职，回到政治大学担任讲座教授才恢复。回到政治大学后，她同时兼任“华人传播研究”的项目主持人，并开启了一系列探讨本土化议题的会议学术活动，包括年举办“华人传播研究工作坊”，年举办“去西方国际研讨会”，而这场研讨会之后，她将在该会发表的文章，分别以期刊专刊与专书形式出版。
约同一时期，以华人传播研究为主题的还有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华人传播想象”会议，以及第8届华夏文明研讨会与“亚洲论坛”，而从时间点来看，“本土化”议题在20世纪末期似乎在台、港达到一个高点，然而事实上，对于传播学界而言，“华人传播研究”或“传播研究的本土化”并非新鲜议题。年时，两岸学人已齐聚探讨学术的中国化/本土化。直至年，两岸学人再次聚首于厦门，将本土化议题重起炉灶，约莫四年后，将当时的讨论集结成《华夏传播论》一书问世，这也标示着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探索华人传播学已非从零开始，至少存在渐成体系的知识资源，供后继者继续探究。除此之外，80年代的台湾，也就是汪琪刚回台湾任教之际，台湾学界的心理学与社会学领域，已然先行本土化的理论探索，相关论述也很丰富。站在这些前人的肩膀上，不管是专业领域之内或之外的知识，汪琪都努力将这些资源融进她的本土化理论之中。
从汪琪晚近的著作中可看出，她是有策略来建构自己的本土化理论，即一方面针对西方的理论论述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也针对华人过往所提出的本土化理论进行批判。针对西方理论而言，她直接挑战了西方的本体论立场：二元论；针对华人的本土化论述，她也提出了一些有别于他人的看法。首先，她非常强调研究者建构论述与提出观点的重要性。她注意到，多年来华人学者在学术期刊的发表上已有大幅增长，然而和许多其他亚非地区学者一样，仍没有摸索出建构论述理论论述的明确途径，遑论在理论对话中取得一席之地。然而无论是西方或东方的学术传统，研究的最终目的并不只是测试既有理论，甚至也不只是批判现有论述，而是提出自己的看法、论点与解决方案。华人的文化资产是非常珍贵的“学术原料”，但是研究人员必须知道如何将这些原料转化为学术概念。汪琪强调，她提出的解决方案未必可行，但是希望可以激发学术社群在这方面更多的讨论。
汪琪教授著作《迈向第二代本土研究》
另一个汪琪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