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台湾文学背后隐匿着诸多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遗留及其现实问题。九十年代末，藤井省三曾在《台湾文学百年》一书中凸显台湾民族主义萌芽与日语读书市场成熟之间的深刻联系，较之于“压迫与抵抗”的叙述视角，提出了“台湾人主体性接纳”的另一种史观。这一论断很快遭到陈映真和日本台湾文学研究者松永正义的严厉批评，双方由此展开激烈的论辩，其核心在于藤井如何正面回应殖民主义体制等重大问题。近年来，台湾民族意识与日据时代“国语”关系的论争触发了学界重新思考殖民历史叙述方法，探求其暗含的文化政治关怀。本文作者通过深入梳理战后日本台湾文学研究的学术路径，考察其形成的学术、文化与政治背景，指出当前日本学者迷恋西方理论，试图以“普世标准”抽离台湾历史的“丰富性”，并始终警惕其话语叙述的殖民意识形态属性。正如作者所言：“在处理殖民地历史问题时，不能只是以单纯超然的学术姿态进行，需要重新认识殖民主义及其暴力性，并承担其学术研究应有的伦理政治责任。”
藤井省三的研究虽然也可以放在所谓“后殖民研究”的学术延长线上来看，但他作为“宗主国”的学者，与西方“后殖民研究”的主要学者多为殖民地背景相比，其发言位置颇为可疑，正如文章所指出的，“学术的背后，更有可能是在“文明”的名义下，通过制度方面技术性的教育、国语、媒体、读书市场等研究，有意无意间淡化甚至抹消压迫与反抗的历史记忆”。离开了民族解放和中国革命，所谓“台湾人的主体性”也就只能和“ ”论述念念不忘的“日本殖民现代化”联系在一起了。
文章原载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年第5期，经由作者授权，感谢赵京华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殖民历史的叙述方法与文化政治
——日本的台湾文学研究
赵京华
年前后，在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和台湾作家陈映真之间，以及支持陈映真的日本台湾文学研究者松永正义与藤井省三之间，发生了一场有关台湾民族意识的兴起与日据时代“国语”(殖民地宗主国日语)关系的论争。论争起因于藤井年出版的《台湾文学百年》[1]中所收《“大东亚战争时期”的台湾皇民文学——读书市场的成熟与台湾民族主义的形成》，以及《诸外来政权之文化政策与台湾意识的形成》两文。三方的论争不仅涉及到如何在东亚复杂的格局中认识台湾的历史与文学，如何对近年来殖民主义体制做出价值判断这一核心问题，而且与20世纪90年代东西冷战结束后国际上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理论发展及日本台湾研究界学术趣向的变化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通过对日本战后台湾文学研究的学术史清理，来重新思考论争中所引发的历史叙事方法和学术背后的文化政治问题。
一、战后日本台湾研究的学术走向及近来的新变化
如果将尾崎秀树发表于年的《决战下的台湾文学》视为日本战后台湾文学研究的起始，那么近50年的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在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为止的前一阶段里，研究视野形成于二战以后世界性的民族独立和殖民地解放大潮及其对年来殖民主义体制的普遍质疑这一背景之下，以若林正丈、松永正义为代表的研究者继承尾崎秀树、戴国辉的传统，从反省日本帝国殖民历史的立场出发，将台湾的近代史和文学视为大陆中国近代化和五四新文学的一个嫡系，且在压迫与抵抗的殖民历史下生成发展而来。这种认识历史和文学的方法论成为该时期研究的主流。但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上述研究格局明显地出现了变化，开始进入多元发展的阶段。以年《苏醒的台湾文学——日本统治时期的作家和作品》、《台湾的日语文学——日本统治时代的作家们》和年《台湾文学百年》的出版为标志，研究大大地跨出了原有的方法论架构和学术政治立场，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的文学，特别是所谓“日语文学”和“国语”(宗主国日语)制度的研究成为主要焦点，殖民主义批判和对被压迫民族之反抗斗争的白殿疯的原因白癜风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