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超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近年来，高等院校非升即走制度、青年教师考核屡屡引发争议，一些人对近代中国的“少年成名”时期颇为怀念。那时20出头便任名校教授、30来岁主掌名校者大有人在，全国出现了一个30来岁少壮派的洋派名教授群。
然而本文研究发现，“少壮派教授”大量存在是近代中国独有的现象，这看上去是教授年龄问题或师资队伍的年龄结构问题，实质则更为复杂，其背后牵涉中国学术的独立性、自主性问题。
作者分析，从清末开始，新式高校勃兴，高端新式学人供不应求，教授缺额严重依赖于留学归国人员，使后者在缺乏必要考核的情况下迅速跻身教授，许多本土学者却被挤压。年从北大毕业的陶希圣，因出身本土，只能挣扎于下层知识界；年萧一山以北大高材生的身份往教清华，深得梁启超欣赏，然而只能屈居为讲师，张恒寿年大学毕业，年进入河北师范学院后仍是副教授，当时已年届半百。这无疑使中国的教师评聘被外国学位所绑架。它不仅造成教授队伍良莠不齐，也严重扭曲学术制度，恶化学术生态，从深层上威胁中国的学术自主和教育独立。这是当时基础薄弱、人才匮乏条件下不得已的无奈之举。从年开始，师资评聘渐趋合理，到年代后期，师资质量和学术水准大幅提升。合理的教师评聘制度强有力地推动中国的知识生产和学术独立，为民族独立提供坚实基础。
作者指出，在当时的学术界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伴随西方的殖民侵略，欧式社会科学大规模地在世界各地扩散，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沦为西方文化附庸国和学术殖民地时。面对压力，中国学术逆势而上，逐步挣脱西方笼罩，形成自主性，日趋接近学术独立之鹄。这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日后的求索提供了诸多镜鉴。
本文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1期，原题为《教授低龄化是国家学术依附性之表现——近代中国“少壮派教授”现象发覆》。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教授低龄化是国家学术依附性之表现
——近代中国“少壮派教授”现象发覆
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对近代中国知识界的研究已相当深入系统；对大学教师的来源、结构、流动、成果及待遇等问题，都已涌现一系列成果。然而，对其年龄问题，却迄今鲜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