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稿：周昱成审核：孙洪锋编辑：赵佩琪
年第4期（总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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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作者：GuojunHe；ShaodaWang；BingZhang
论文标题：WateringDownEnvironmentalRegulationinChina
期刊来源：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
摘要
本文对我国的水质量检测系统采用空间断点回归的设计。由于水质量报告对地方政治评估具有重要意义，且水质量监测站只能检测到来自河流上游的污染物，因此地方政府有动机去强制提高监测站上游区间内的环境标准以提高水报告质量。这种监测站上下游较短区间内形成的断点型环境规制差异，会使得上下游企业的排放、产量均呈现出断点式的差异。本文发现，监测站上游较短区间内的污染企业相比于下游企业在全要素生产率（TFP）上面临着24%的降低，同时化学氧化物（COD）的排放也减少了57%。此外，TFP的断点效应仅作用在污染行业，水质量报告与地方政府的政治晋升相关联的时期以及官员晋升动机强的地区。最后，本文通过将TFP与排放物进行联合估计，预测出到年之间的水污染治理给我国带来的经济损失高达亿人民币。
一、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本文主要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污染治理与经济损失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具体作用机制。我国中央政府沿着主要的几条河流，在地方上设置了成百上千的水质量检测站，同时以检测站出具的质量报告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晋升的一项条件。但这种检测体系也会存在漏洞，监测站只能检测其上游较短区间的水域治理，而不能检测到其下游区间的水域质量。中国分层化的行政体系，使得地方官员出于某种目的做出有违中央政府初衷的行为(Kornai，；NoveandNove，)。在这种存在漏洞的监测体系下，地方官员可能通过不同程度的环境规制，达到地区水质量报告提升的目的，以获得中央政府的认可。但仅仅改善监测站上游部分河段的水质量与中央政府改善全国水质量的初衷是相悖的。
大量的研究证实，环境规制会影响企业的产出(Jaffeetal.，；BermanandBui，；Greenstone，；Greenstoneetal.，)。本文通过阅读我国大量的地方政府环保规制的文件发现，多数法规主要要求污染企业“产品停产”“暂时关闭”，以迫使企业进行清洁生产，提高了环境治理成本。这样的环境规制给企业带来的投入上的增加，而相应的产出反而减少。因此，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环境规制差异，会造成企业的产出差异。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存在动机来规制监测站上游的污染企业，而放松对下游企业的规制，使得上游污染企业的产出会显著低于下游企业。年中央政府将水质量报告与政治晋升相关联后，上下游企业的产出差异会更为明显。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空间RD的设计进行非参数局部的线性回归，如模型（1）所示：
TFPijk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主要采用Olley-Pakes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方法。Downijk为虚拟变量，在监测站下游为1，上游为0。Distijk为分组变量，该变量为企业到监测站的直线距离，在上游的企业为正，下游企业的距离为负。h为模型估计的带宽长度。此外，该模型在监测站层面上进行了聚类。μj和Vk分别代表行业固定效应和监测站固定效应。
水质量监测站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等，企业数据来自于中国工业企业年鉴（ASIF）主要包括年营业额超过万元的民营企业和国企。企业的排污数据主要来源于环境调查报告数据库（ESR）。本文还查阅了年20个省份的县级微观经济数据，以分析在县级层面上河流上下游的经济情况。此外，本文还获得了年县域边界的数据GIS，以便于匹配各县对应的监测站。
在样本匹配过程中，本文进行了如下筛选：（1）删除湖泊监测站，只保留了河流监测站；（2）在GIS地图中确认样本中的每个县至少有一条河流流经；（3）将监测站作为中心，保留位于其半径10公里范围内的企业，如图1所示；（4）剔除距离间隔较近的监测站，如两监测站的半径范围有重叠；剔除监测站10公里范围内没有公司的样本。最终本文得到个ASIF公司样本以及个ESR样本，分布在个地方监测站附近,由于ASIF与ESR的公司样本重合度较低，因此本文分别对两组样本进行实证检验。
图1
三、实证结果
本文首先对监测站上下游的样本进行平衡性检验，公司层面、行业分布，县域经济分布上在监测站上下游间均无显著差异。RD实证结果如图2、3和表1所示：图2、3中均展示了90%的置信区间，表明在监测站上游5公里以内，污染企业的TFP显著小于0，即上游污染企业显著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更低。表1的回归结果中，在控制了行业和监测站固定效应后，结论显著成立，其经济学含义为上游污染企业的TFP损失了近24%。为了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又通过断点差分（differenceindiscontinuities）和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对结论进行重新验证。
年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设立了环境目标，并将其设定为政治任务考核。为了验证年前后的差异，本文再次构建断点差分模型如模型（2）：其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验证了年后，上下游污染企业的TFP差异更为明显。
图2
图3
表1
表2
本文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第一，为了缓解监测站选址带来的遗漏变量和自选择问题，本文通过工具变量法（IV），将企业是否处于水文站附近设置为IV。由于大多数监测站是依据我国50年代到70年代建立的水文站水利网格进行修建，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而那时我国的工业基础较弱，工厂较少，因此水文站的选址具有较强的外生性。第二，为了缓解污染公司会选择选址在监测站下游的自选择问题，本文比较了断点附近的污染企业分布密度，未发现显著差异。第三，为了缓解同行业竞争带来的溢出效应的影响，本文将下游公司换成其相似度最高的匹配公司进行安慰剂检验，匹配公司不位于监测站附近，检验结果并无显著差异。第四，本文尝试更换了TFP的度量方式和计算方式，尝试构建TFP指数等形式。第五，本文选择不同形式的RD模型如参数估计、偏误纠正、替换不同的带宽进行重新回归，结果均稳健。
四、机制检验
1.投入和产出
本文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检验上下游环境规制差异带来的企业经营活动上的差异，发现上游企业在资本存量的投入显著增加，这些结果与理论预测一致，环境规制使得上游企业进行更多的环保设备购置以提高了非产出性的成本。相反，下游企业由于缺乏环境规制，产出效率更高。
2.处置污染物
企业节能减排可以从前端购置环保设备进行绿色生产或者降低产量，也可以从终端处理废弃产物。本文依据ESR数据验证了，下游企业在总工时和产量上显著高于上游企业，同时其污水处理设施和能力显著低于上游企业。
3.环境绩效的比较
本文比较了上下游企业披露的环境绩效，在样本期间内，下游企业的COD和NH3-N等污染物排放显著高于上游企业；且下游企业污水排放量更高，表明下游企业进行更多的生产加工产生更多的工业废水。同时，本文进行了安慰剂检验，排除了上游企业在空气污染物排放上的差异，验证了两边的差异来自于对水污染的规制。为了进一步验证上游企业的环境规制是出于提高水质量报告的目的，本文想将企业的经济产出与环境绩效直接联系，但受限于两个数据库样本的差异。因此，本文只能进行三重差分（DDD）的检验，验证是否监测站上下游的水质改善越大，TFP损失越大，结果与预测一致。
五、横截面检验
本文主要想通过横截面的比较分析，探究环境规制的不同作用效果和特征。结果发现，第一，环境规制对监测站上下游企业存在双标。由于下游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更多，面临着更大的环保处罚风险，但上游企业的环保处罚金额显著高于下游企业。第二，监测站所属地区的行政官员具有更强的晋升前景和动机时，环境规制会更严格，导致TFP损失会更加明显。第三，不同类别的监测站中，自动检测站相比于人工检测，具有较低的人为操控性。在自动监测站地区，地方政府进行环境规制的动机越强。因此在自动监测站中，TFP损失更为明显。
不同类别的公司也会面临不同的环境规制差异，民营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以及处于“南水北调”地区的企业会遭遇更强的环境规制和社会监督，从而导致TFP的损失会更为严重。
六、意义与贡献
本文的经济意义在于，第一，本文通过制造业公司样本测算出国家在水质量改善中给企业带来的损失。10%的COD治理将会带来3.38%-3.81%的TFP的损失。第二，本文在到的基础上，进一步拉长了时间区间，验证了我国在-间将会因为环境治理损失更多的经济成本，表明了环境规制带来的经济成本具有持续性。
此外，本文的贡献在于，首先，本文从微观到宏观的角度揭示了环境规制与经济成本之间的关系，并厘清了其作用机制。其次，本文为去中心化的行政制度提供了实证参考。最后，本文的样本数据选择特殊，对水治理成本、企业治污行为与环境规制三者间的学术研究进行了相应的补充。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