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财会瞭望哨第51篇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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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JD.USpoliticalcorruptionandfirmfinancialpolicies[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2):-.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美国司法部公布的地方政治腐败数据研究腐败与公司财务政策的关系，研究发现腐败问题更严重的地区，公司持有的现金更少，杠杆率更高。文章通过增加控制变量，采用工具变量法，其他衡量腐败的方法以及倾向得分匹配法，对内生性的问题进行控制，结果稳健。此外，研究发现腐败与公司杠杆间的正向关系，在靠近公司总部经营的公司中更加显著。公司会通过调整现金持有量与杠杆率来应对地方腐败官员对其的利益攫取。
一、研究动机有关腐败的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结论。一类文献认为，腐败能够使得公司很快洞悉官僚政治的规则，进而通过行贿获取政策优惠等。另一类文献认为，腐败对公司来说是无效、有害的，会使公司遭受损失。两种结论均有实证研究证据的支持，因此当公司面临腐败时，公司到底是选择主动为腐败买单，还是逃避腐败对其资源的剥夺，并不能确定。
二、理论框架（一）官员可通过制定规则及有目的征税来威胁公司，诱使公司行贿。面对这种政治寻租行为，公司可能选择掩盖公司资产。有研究表明，公司面临较大政治寻租风险时，倾向于执行更模糊的信息披露政策，来保护公司的资源。若公司掩盖行为能够有效应对官员腐败，本文认为公司在面临较严重腐败时会通过减少现金持有并增加杠杆来应对对官员对其剩余资源的剥夺。
（二）另一方面，如果公司能够用现金换取政治支持，公司可能在腐败环境中受益，例如更容易获得政府合同，优惠的贷款政策等。本文认为如果公司能够从官员腐败中受益，预期会增加现金持有，减少杠杆，以便行贿以使公司受益。
（三）相对于在多地开展业务的公司，官员更有能力剥削主要在一个地方开展业务的公司。因此腐败与公司财务政策的关系，与公司经营的地理位置的集中度有关。腐败与杠杆的关系在经营地点更靠近公司总部时更显著。
（四）通过改变公司的财务政策来应对政治寻租行为，比通过变更公司经营地点到腐败水平较低的地区，成本要低得多，因此公司更可能通过调整财务政策来应对官员腐败。
三、相关文献及研究贡献（一）相关文献
1.Klasa,Maxwell,andOrtiz-Molina(),Matsa()认为改变财务政策是公司应对政治寻租的一种选择。
2.Svensson()发现公司支付能力越强，会更多的为腐败买单。公司追求价值最大化，可以通过财务政策减少现金持有量，从而减少企业为腐败买单的资金。
3.腐败官员也会控制其对公司的剥夺，若过分剥夺，导致公司破产，搬离管辖区，投资者收益减少，会导致官员被改选或者被抓，失去职务的官员是无法政治寻租的。（Aidt，；Stulz，）
（二）本文贡献
1.补充公司的持有流动资产及债务政策的决定因素的文献，特别是缔约环境影响公司财务政策的文献。
2.丰富了有关腐败的文献。传统文献主要基于宏观经济及公共选择变量研究腐败，而本文则研究了腐败对公司政策的影响。而且许多研究腐败的文献对采用调查法，而本文利用客观数据研究腐败对企业的影响。此外，许多研究腐败的文献都聚焦于国际环境，本文研究丰富了研究美国国内腐败的文献。
四、研究设计（一）样本
用Compustat数据库中，至年美国公司的财务年度数据，删除公司总部所在地、资产账面价值、销售额及会计数据信息缺失公司数据，此外去掉金融及公共事业公司数据，最后得到个公司财务年度面板数据。
（二）变量
被解释变量：
现金持有比率：现金及现金等价物除以总资产；
财务杠杆：（流动资产中的债务+长期负债）账面价值/资产账面价值；
解释变量：
腐败水平，每个联邦司法区的年度腐败犯罪数据，该值越大说明公司经营环境中存在更多官员腐败。
五、实证分析（一）描述性统计
不同腐败水平下公司财务政策与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公司总部在较为腐败的地区，其现金持有比率比非腐败地区的平均低3.57%，杠杆持有平均高4.61%。对于其他控制变量，多数的均值均显著不同，这些不同可能直接或间接由于腐败造成的，也有可能是观测到的异质性造成的，文章之后也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来解决公司异质性问题。
（二）主要检验
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分析腐败水平对现金持有的影响。本文采用三个模型，模型1包含了解释变量腐败犯罪数据，不含控制变量的单变量分析。模型2、3包含了所有的控制变量，模型3进一步加入了行业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三个模型系数均在10%水平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调整的R2也变大，说明模型的解释力度变强。
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分析腐败水平对公司杠杆率的影响。本文采用三个模型，模型1只包含腐败水平变量的单变量分析，模型2加入相关控制变量，模型3进一步加入行业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杠杆与腐败均显著相关，在1%水平显著，且加入控制变量和行业固定效应后，调整的R2变大。回归结果表明在腐败较为严重的地区，公司持有的现金比率小，杠杆率大。
（三）稳健性检验
尽管加入了较多控制变量，仍存在遗漏变量问题，此外教育水平及其他一些问题，也有可能影响回归结果。为了解决这些内生性的问题，首先通过formaltest(Oster，），检验发现遗漏变量并不会影响现金和腐败的回归结果。随后，通过增加与现金或腐败相关的变量如人均收入水平，将靠近首府的州人口密度作为腐败水平的工具变量，考虑公司经营地理位置的集中性，变换腐败水平的衡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能够支持文章结论。
?AbstractUsingUSDepartmentofJusticedataonlocalpoliticalcorruption,Ifindthatfirmsinmorecorruptareasholdlesscashandhavegreaterleveragethanfirmsinlesscorruptareas.Theresultsarerobusttoincludingarangeofcontrolsandtousinganinstrumentalvariableapproach,twoalternativesurveymeasuresofcorruption,andpropensityscorematching.Further,theassociationbetweencorruptionandleverageislargestamongfirmsthatoperateprimarilyaroundtheirheadquarters.Overall,theevidenceisconsistentwiththehypothesisthatfirmsmanageliquiditydownwardanddebtobligationsupwardtolimitexpropriationbycorruptlocalofficials.Keywords:CashholdingsLeverageFinancialpolicyLocalcorruption
选文：严丽娜审核：肖忞终审：杨馨编辑：张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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