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拯，福建屏南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早稻田大学政治学博士，现在牛津-普林斯顿全球经济治理项目从事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制度与规范变迁的理论分析、新兴大国与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中国人权外交政策等。在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lPolitics,JournalofContemporaryChina,《世界政治与经济》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其专著《新兴大国建设国际人权规范的研究》获国家哲社后期资助项目支持，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钧鹏兄说要引荐我给“博士论文”供稿时，在下真有些诚惶诚恐，毕竟学无所成，到这不尴不尬的年纪，仍是个资深讲师，实在没啥经验可谈。如果有啥特别，那大概也就是我曾经同时准备和写作北京大学与早稻田大学两篇博士论文，之后在早大博士论文写作的后半段，我又已经在上海交大国务学院任教了（一边是刚参加工作时无上的压力，还一边继续写博士论文，在我们这些所谓的80后青椒里，如此悲催的经历恐怕“也真是没谁了”）。同时写两篇议题风格大相径庭的博士论文，继而兼顾教学研究与写博士论文，这个分心二用甚至左右互搏的极端案例以及由此而来的若干教训，似乎还有点几分可说道的吧。
一、入学
还是从我那个特别的博士项目说起吧。我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研究科双博士项目的第一位正式学生。项目由日本财团日中友好基金提供奖学金支持，总共四年，前后两年在北大，中间两年在早稻田大学，需要完成两校各自对博士生培养的各种要求。毕业时分别提交论文、进行答辩和授予学位。早大论文可用日文或英文写作。虽然我的英文一般，但日文更差，也就只好硬着头皮（也厚着脸皮）用英文写作了。
我是07年9月底通过北大对联合培养的遴选，进入硕博连读阶段的。转博后，在北大循规蹈矩上了一年的课，完成了各种课程规定学分，并被朱锋老师收入门墙。在陈志瑞老师的提携下，两篇课程论文经过修改发表在了《国际政治研究》上。除了毕业论文，北大博士学位的硬性要求算是基本完成。因此，当我在08年秋天抵达东京时，国内的负担基本放下，此前对政治学研究科毕业之难多有耳闻，对日本学位已不抱多少期待，完全是走一步算一步的心态。那份无欲无求的轻松真是前不曾有，后不再来。
早大开学第一天的见面会上，导师田中孝彦先生就明确了一点，我的北大论文和早大论文必须是两篇分开不一样的论文，而不能是一项研究的不同版本，以免不必要的猜嫌和纠纷。此前一度有过的“一菜两吃”的取巧构想瞬间破灭。到中午一起吃饭，刚落座，田中先生又以日本人少有的直率感叹道，“三年写两篇博士论文，想出你们这个项目的人真是太疯狂了！”大概发现了我的低落，他又微笑着盯着我说，“不过等你毕业了，手上就会有两本书了，好像蛮厉害的样子，要不就努力试一试吧”。是啊，反正有北大兜底，那就试试吧。
第一个学期的主要任务，其实是早大博士生资格考试，需要准备国际关系与比较政治学两个领域几十本的经典书目，不过并不算难。对未能去美国读博多少有些不甘，我于是给自己加码，从网上找来了普林斯顿和耶鲁的资格考论著目录，吭哧吭哧地看了起来。考虑到较之国内，早大在研究方法的训练上要更系统细致些，于是针对早大方面的学分要求，我又集中选了几门研究方法类的课程。初来乍到的我就操着半通不通的日语，上起了此前几乎毫无基础的博弈论之类的课程，没想到期末还拿了全优。刚考完试，收到授课的须贺教授的鼓励电邮说“下面期待着你写出精彩博士论文”的时候，才发现一学期过去，早已把论文放到一边了。
二、换题
学期末的师门研讨班轮到自己“发表”，我只好把申请项目时的研究计划又谈了一遍。当时的题目大概是“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华压力下中国的国内整合”。初步的计划是以对三十年代中日关系与中国内政互动的历史研究作为早大论文，再发展出对外部压力与内部整合关系的理论分析论文提交给北大。可是半年多里越琢磨越觉得这个坑挖得太大了。如果做理论文章，则变量关系复杂，无法驾驭；而做历史研究的话，材料不足且收集不易，更非时间所允许。研讨中，老师和同门的意见也大体如此，我大概准备放弃它了。
按时写完早大论文分明已经无望，顺着资格考试的惯性，自己看书的瘾倒是被养得越来越重，居然立志要把剑桥大学出版社，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和康奈尔大学出版社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几套书系的书目都过眼一遍。恰好课程压力已经过去，下个学期就干脆多读些书吧。如此大概又过了半年。那个春夏真是此生无比怀念的时光，大概每天都能翻看一两本专著，累了就到宿舍旁边的后乐园走走。虽然这种漫无目的的泛读只能是观其大略，不求甚解，但是配合资格考清单和各种课程大纲，对整个学科的格局脉络算是有了基本的了解。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学方法开始看文献，在这段时间里锻炼出来的自主学习的能力，让我在之后的学术发展中受益无穷。
好景不长。许是太过辛苦，也或许是参与师生研讨课后的饮酒会太多，居然闹下了一次急性胃出血。某日早起竟呕出黑血来，当时真的吓得够呛，几位同伴照医院，总算并无大碍。这时候已快临近期末，正好国内有些会议的机会，征得田中先生的同意，我也就回国休养身体了。在北京参加了一些会议，又在家呆了大半月，身体渐渐复原。
临出发回东京前两天，因为无聊，习惯性地在北大图书馆里随便翻书度日。结果，鬼使神差地在待上架书的小推车里看到了本科时曾读过的邓野先生的《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年间国共政争》。依稀记得该书讨论国共两党在日本投降前后一两年间的政治博弈颇为精彩，也正契合自己外交与内政互动的大研究方向。左右无事情，不妨再读读看吧。
没曾想坐下来看了不一会儿，我就忍不住拍了几下大腿。这不是一个现成的好选题么！想起之前上博弈论课程时，我就特别琢磨了JamesFearon，Robertpowell等人有关战争起因的讨价还价模型（bargainingtheoryofwar），真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时突然想起，难道不正可以将这一模型的洞见引入，重新思考国共之间谈判破裂与内战缘起，特别是进一步评估外来干预与内战爆发间的关联机理么。有了新的视角，以往研究论证逻辑的不完备之处也就xian’lu显露出来，一些纠缠已久的辩论或将有全新的解决之道。通过更前沿精细的理论框架，给予既有现成的历史材料新的解读和组合，并进一步挑战和发展已有的历史解释和假说，可能是更为务实的创新zhi’dao之道。兴奋之余，我赶紧冲出图书馆跑到书店买书，随后又下载了邓先生以及汪朝光先生的若干论文，大概了解了国内可倚靠的档案材料与既有研究状况，然后就匆匆再飞日本了。
三、启动
回到东京，和田中先生汇报了自己的新计划。老师也觉得新计划将突破的重点转向由新问题新材料转向理论前沿而来的新视角与新见解，可以更多地借助已有研究，以知识交叉应用求创新，应该是更为现实的选择。于是改题的事情就确定了。
接下来，我开始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为基础，排比国共若干关键人物的年谱日记等资料，结合已有史家著述，编列年-年间相关时间的大略年表，特别北京哪里治疗白癜风安全北京严重白癜风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