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无限潇湘意，哲人遥驻木兰舟
——追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汪堂家老师
文/肖鹏
年的5月，上海的气候与往年相比稍显反常，气温并没有像通常的初夏那样始现溽热，相反，连日的阴雨却给人以异常的清冷萧索之感。
清晨七时许，医院老式建筑的狭窄通道里已经排满了前来体检的老师。每年五月份，医院都会为全体教职工进行一年一次的例行体检。在B超室里，汪堂家老师躺在床上正在接受检查，一位医生手握探头，双眼紧盯着屏幕，皱起了眉头，满脸凝重的神色。
“肝区回声异常”，那位中年女医生对汪老师说，“怀疑肝部有病变，不排除肿瘤的可能。校医院B超的成像比较模糊，强医院做个彩超或者CT，增强扫描看得更清楚，进一步确诊。”
汪老师起身擦去身上的润滑剂，平和地说：“好的。”
“事不宜迟，抓紧做检查，情况不乐观。”那位医生又一次叮嘱道。
“好的。”依旧是平缓和蔼的回答。
几天后，汪医院的检查确诊通知单，平时一贯乐呵呵的他少见地变得神情严肃起来。因为那张通知单上，触目惊心地写着肝脏恶性肿瘤，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肝癌。伴随肝癌的还有肝脏门静脉主干癌栓，胆囊也发生了病变。医院给出的结论是：“建议立即入院治疗”。
经验告诉我们，肝癌一经查出，等于基本宣判了死刑。大量的肝癌患者从发现到去世，基本不超过半年的时间。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无异于晴天霹雳。
然而，汪老师依然平和镇定平静如初。也许因为他是哲学学院教授的缘故，哲学的修养长久以来源源不断地给他提供丰厚的思想资源，因此他的精神力量比一般人来得更为强大。他之所以神情严肃，想的不是自己，而是离学期结束尚有一个多月，给本科生开设的“西方哲学史（下）”的教学任务还没有完成。这门课讲授的内容主要是从西方近代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这段时间的哲学史，他在康德这位思想巨人身上花了好几节课的时间，才将其思想大致勾勒完毕，德国另一位思想巨人黑格尔还在等着他去讲述和剖析。放着黑格尔不讲而去住院治疗，对于选他课的学生而言，是一种不小的损失。汪老师执意认为，自己身体还算顶得住，决定等医院治疗，也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汪老师大可不必事必躬亲。学院里他的同事们在德国古典哲学领域上同样有着极深的造诣，请这些老师代为上课，医院治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汪老师没有这样做。或者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向学院告知自己的病情，然后由学院来解决课程的进度安排，退一万步讲，就算是停课不上，学生们如果知道汪老师身患重病，也一定会理解的，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汪老师也没有这样做。他不愿意给组织、给同事添麻烦。
汪老师做了一个惊人的、不可挽回生命的决定。医院的病情通知单，决定把所有的苦自己扛起来，不让别人知道他已得了不治之症，他的生命已时日无多。于是，一切仿佛从未发生什么改变，本科生继续聆听汪老师讲黑格尔，研究生论文开题、中期考核、毕业答辩的时候，汪老师依旧一丝不苟而又和颜悦色地提出批评意见。
然而，时光残酷，命运无情。癌细胞在汪老师的身体内悄悄地生长和扩散，不断侵蚀着他的身体。而他独自承担着这份清苦。
（一）清苦纯粹的求学生涯
年5月21日，汪堂家老师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罗溪乡汪岭村的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这里地处大别山南麓，山坡上除了片片的梯田，还生产茶叶。这里茶叶的口感与大别山北坡的信阳毛尖不同，如果说信阳毛尖喝起来是一种清香，那么这里的茶叶品尝时则会感到一份清苦。
清苦，是茶的品性，是当地居民的生活状态，也是汪老师一生的缩影。
汪老师的父亲是一个忠厚勤劳的农民，母亲在他童年的时候就已去世，母亲的离世让他比同龄人更加懂事。据他的初中老师朱才冲先生回忆，汪老师那时衣着朴素，其貌不扬，给他的第一印象并无特别之处，然而几天过后，他便发现汪老师勤奋好学，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品性温和，与人相处十分友好；做事讲原则，“同学学习有困难，他极力帮助，尽己所能，答疑解惑；但每逢考试，有同学做不来，想照抄他的答案，他就盖住自己的试卷，不让同学抄。”朱先生如是说。
反观汪老师的学术生涯，可谓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年，他考入安徽劳动大学政治系念本科，“那是一个山清水秀，远离都市的地方。前面是一片茶园，后面是松林。连商店都找不到几家。”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大学校园。之后，汪老师又在八十年代初转入了安徽大学哲学系继续本科的学业。
清苦的生活条件，给汪老师提供了清净和纯粹的读书环境，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博览群书。有次放假在家，他一边干农活一边啃黑格尔的《美学》，正巧他的中学老师朱先生看见了，汪老师求知若渴的读书身影给他留下了格外深刻的印象，至今仍念念不忘。在哲学课程之外，汪老师花了不少时间学习语言，不拘于英语，还系统地学习了法语和俄语，这种对语言的兴趣和语感也为他后来的学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汪老师甚至还旁听过整整三年的高等数学课，“后来虽然没有在数学上深入下去，但在今天看来那段学习经历却是一种很好的思维锻炼。所以我还是要感谢那个时代。”汪老师曾经这样说。
年，汪老师本科毕业后考入了复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当时的导师名义上是全增嘏先生，但实际上是由陈京璇、尹大贻两位先生做具体指导。他们风格不同，但都非常爱护学生。汪老师在学业上的许多启发与教益都来自于他们。起初汪老师对自己的记忆力比较自信，但有一次他聆听严北溟先生授课，发觉先生不带任何纸张教案，全凭记忆引经据典大段背诵，展现出深厚的国学功底，当即自愧不如。于是，汪老师自己也花了不少时间去背诵经典，这也使得他在中国哲学领域形成了一些颇具独到的领悟和见解。他曾经编译过辜鸿铭的《春秋大义》、《清流传》、《尊王篇》等文集。“堂家的西学功底尽人皆知，他的中学造诣就未必人人知道。”这是他的同事、中哲专业的徐洪兴教授对他的认同。
在汪老师看来，那个时代哲学系的一大特点，就是常常会有一些外国教师前来开设各种主题的讨论课和讲座。“最多的时候，我每周要用英文写四篇短文。”正是基于扎实的外文训练，汪老师在学术上得以突飞猛进，并打下了坚实深厚的学术研究根底。在这背后，一定包含了格外辛勤艰苦的付出，然而我们看到的，始终是他淡定从容的微笑。
由于硕士期间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汪老师留在复旦哲学系任教，并于年师从王玖兴先生继续深造，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次年晋升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而现今，汪老师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学院外国哲学教研室主任、杜威研究中心副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出版的专著有《自我的觉悟》、《汪堂家讲德里达》、《哲学的追问》、《17世纪形而上学》等，译著有《论文字学》、《活的隐喻》、《承认的过程》、《无赖》等；在中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80余篇，在报刊上发表散文、随笔60余篇。自任教以来，先后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十几门课程，如西方哲学史、西方哲学原著选读、黑格尔的《小逻辑》等。
作为一名学者，汪老师曾在不同时期在世界各地进行交流和访学，先是90年代赴德国康斯坦茨科学理论中心听讲哲学，后来又在瑞士、法国、奥地利、美国、意大利、韩国等地进行的学术访问。正是那份对真理孜孜以求的态度，以及追求卓越的内心力量，促使汪老师在哲学领域中不断钻研、不断进步。汪老师精通英语、法语和德语，翻译了多部重要的西方学术前沿领域的著作，尤其是对德里达《论文字学》的翻译，学术界对其评价颇高：“将晦涩哲人德里达的成名力著引介到汉语学界，尽显汪氏学术翻译清新明晰的特色。”
汪老师的形象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他曾经无不诚恳地说：“作为中国人当然要深入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因为这是我们的文化身份。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培养世界眼光与人类情怀。”在汪老师心中，做学问不该是空洞的闭门造车，而应当广泛联系生活实际。作为一名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从事哪一种学术研究，都要关心中国社会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学习外国哲学的人，也应该在对国外的理论有所认识的前提下，学会从自己的学科角度来反思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从而担负起对于祖国的“道义”。
从年进入复旦大学求学，到年，时间已经走过了三十个年头。作为一名传统的学院派学者，汪老师以“清静与纯粹”来形容自己的求学生涯，并践行勤奋、认真和涉猎广泛的治学之风。他把自己的青春和最美好的韶光全部奉献给了复旦大学和哲学事业。
汪老师身材瘦削，平时笑容可掬，讲课讲到会心之处，往往踮起脚尖，轻点手指，笑容格外灿烂，犹如冬日暖阳，抑或春风化雨。但又有谁能想到，他那儒雅的、沉静的、内敛的、不张扬的气质，并没有持存太久，反而如同明亮的流星划过黑夜的天际一般，在短暂的一生中绽放如此绚丽的色彩？
（二）笑容，是内心泛起的平和
年7月，盛夏时分，上海接连出现40度的高温天气，热浪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之中翻滚，呼吸间都会感到炎热的灼烧。
暑假，复旦大学的校园里格外安静。汪老师独自在办公室，批阅完本科生的试卷，登录好成绩，本学期的教学任务就已全部完成。几天来他的肝部时常疼痛发作，他决定不再耽搁，去医院治疗。
医生通知他：立即住院手术。
医院为汪老师切除了右肝肿瘤，以及实施了胆囊和门静脉主干癌栓的切除手术。手术进行得比较顺利，康复的速度也很快。在手术之后，汪老师仍然没有将其病情告诉学院任何人，而是继续乐观开朗地坚持工作，因为他期待着到了九月份，又可以像往常一样给学生上课了。他觉得自己一切都在好转。
如果真是这样，该有多好！每每想到这里，怎能不让人感到痛惜呢！
九月，又迎来一批入学的新生。汪老师看着一张张前来复旦求学的新面孔，心情格外愉快，他仿佛看到了三十年前的自己也跟他们一样，满怀着好奇心和求知欲徜徉在校园和书海里。按照惯例，他这学期要开两门课，一门是给研究生新生开设的“黑格尔的《小逻辑》”，这门课从8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设，至今已有20余年。另一门是全校本科生的通选课，“笛卡尔的《谈谈方法》”。如同课程名称所体现的那样，汪老师极其重视大哲原著的精读。汪老师说，经典是常读常新的。除去在国外的时间，《小逻辑》这门课他至少教了15年，这本书读了20多遍，每次阅读都会有新的收获。
上过汪老师课的学生对他的讲课内容和授课方法都深有感触，尤其汪老师在一些细节上对学生的关心，让学生尤为感动。一位研究生同学回忆道：“因为课程（黑格尔的《小逻辑》）是早上的2-4节，所以很多同学没有吃早饭就来到教室上课。汪老师担心不吃早饭对身体不好，就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去办公室拿了很多巧克力来分给同学们吃。他又担心巧克力太甜，所以专门从办公室拿了电水壶到课堂中烧水给大家喝。汪老师在课上会请每一位同学发言，同时他也会对同学们的发言做出点评。在同学发言的时候，他会询问同学的姓名，并把名字写在黑板上。每一组发言通常会有五六个人，但汪老师在点评的时候都会记住同学的名字，从来没有搞错。他对于同学们的发言总是先肯定，再说不足之处，但整个点评一定是鼓励性的。不管同学的表述如何，他总会从其中寻找到闪光点并给予鼓励。他从来都没有发过脾气，总是笑眯眯的。”
汪老师同时还给本科生开了一门关于笛卡尔《谈谈方法》的课程。据修这门课的同学说，汪老师讲授哲学就像在讲述一部生活史，他把抽象的概念与具体的生活经验联系在一起，使哲学充满着生命气息的同时，也将哲学对于生活的意义呈现出来。每次下课铃声响起之后，都有很多同学来问汪老师问题。这门课在上午3-4节，下课后便是吃午饭的时间。但汪老师依然面对各种问题耐心地回答，直到解答完最后一个同学的问题，他才会离开教室。
汪老师心里总是装着学生，而从不考虑自己。
许多学生初见汪老师时，往往对他的第一印象是“年轻”与“笑容”。他看上去不像五十岁的年纪，举手投足间风度翩翩，显得好像三十多岁一样。汪老师曾经说，他的一个愿望是无论在多少年之后的同学聚会上，老友都能觉得他“没什么变化”。一句简单的“没有变化”，其实饱含了丰富人生的历练，以及对于这些历练的坦然和宽容。
“没什么变化”说的不仅是他的面容，还有他那温暖的笑容与平和的心境。在一次课上，他认真地说：“表情是泛起的内心。”接着又转用幽默的语气补充道：“这句话是汪堂家说的。”引来同学们的满堂笑声。如果要选择一种表情来刻画汪老师，大部分同学或许都同意选择“笑容”一词。“笑容”正是他内心最真实的表达，体现了他对世界、对人生乐观温和的态度。汪老师的学生曾经这样评价他的导师：“他是一位非常温和可亲的教授。严肃的抑或深奥的理论，也常常被他以温和的语气娓娓道来。”套用汪老师自己的话说，他的笑容，是他的内心泛起的平和。
一个人的心态往往能反映在他的面部表情和行为举止上，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特定的“气场”。汪老师之所以看上去显得心态平和，是因为在他看来，不同的人生都注定拥有不同的悲喜，而大多数的喜怒哀乐不是我们能够主观决定的。因此，选择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人生就显得尤为关键。他在课堂上常常与学生交流人生态度，鼓励学生积极面对生活百态。一方面要善于理解他人，学会尽量以幽默的方式来化解矛盾；另一方面，要使自己成为首先谦让的一方，退一步海阔天空。汪老师每每谈起这些，不仅是“言传”，更是“身教”。他的学生说，汪老师这种豁达的人生态度实现了对座下学生的现实启蒙，是传道、授业和解惑的真实写照，是师者的最高品质。
汪老师的“笑容”，饱含着谦逊、宽容与鼓励。他时常鼓励学生积极面对“错误”，他曾在本科生课程的第一堂课上说：“大学就是一个允许我们犯错误的地方，走到社会上，没有人允许你犯错误，但是大学可以，大家必须有决心和勇气来改正错误、完善自己。”而汪老师的“笑容”是对大家最好的鼓励和支持。
但汪老师的“笑容”与“宽容”并不是一味地放纵，就像青少年时期的汪老师不让同学考试作弊一样，他一直保持着教书育人的原则性。他在课堂上经常对学生说：“大家要珍惜每一分钟每一堂课，不要自己抛弃自己。”“你们要把最基本的东西做好，段落、标点、错别字。你们是语言的守护者，你们作为中国人也是汉语的守护者，你们将来还担负着重要的使命，让哲学不仅讲外语，也讲汉语。”如此等等。但即便是原则性问题上的教育，一经汪老师温和的口气道出，也会让人感到心悦诚服。
有一次汪老师与学生聊天，学生问起导师在未来的精神生活上有什么期待时，汪老师说道：“我是一个比较平淡的人。在精神生活方面，我希望以后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听听音乐，练练气功，让自己变得更有耐力的同时，拥有更平和的心态。”这是多么简单朴实的期待和希望！汪老师不止一次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期待我们都有期待，希望我们都有希望”。他面对未来总是无比的乐观。
然而，汪老师如今却成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回忆。对于芸芸众生来说，回忆或将远去；而对于汪老师来说，明日永不再来。
（三）春风无限潇湘意
年10月，汪老师在学院格外忙碌，有接连三场学术讨论会需要他操办和主持。经过连日的劳累，他愈发频繁地感到肝区疼痛难忍。他意识到，自己的肝病再次复发了。
他仍然没有惊动学院任何人。考虑到治疗可能需要持续一段时间，他对学院和同事说，自己要出国开会。他不在学院的那段时间，别人真以为他在国外，谁能想到，汪老师就在医院正在住院治疗！
经过几次化疗和其他的一些相关治疗，汪老师在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后，病情稍有缓和，他又带着熟悉的微笑回到学院，跟他的同事和研究生们一起，忙着《杜威全集》的翻译工作。
汪老师作为生命医学伦理学的研究专家，他当然明白癌症作为一个世界医学难题，一旦患上就等于走向生命的终点，他对自己的病情有足够清醒的认识。他不是没有想过死亡问题，事实上死亡问题作为一个哲学经典命题，历来被哲学家所探讨。但是，在其他人那里，死亡问题或许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在汪老师那里，死亡问题正在向他一步一步成为现实。
早在年，汪老师的一篇题为《死与思——死亡现象的文化分析》的论文就刊登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文章以横跨古今中西的宏大视野，论述了“死”的文化现象的“活”的源头。他在文中这样写道：“人的死亡并不仅仅在在意味着生命的终结。正因为人是精神的存在，他就可以超出感性的个别性，并借助这种个别性而上升到概念和普遍。当精神达到一定的阶段，自我离感性的东西愈远，精神反而更能接近实在性，换言之，精神是在最终离开现象界的时候才能彻底地把握现象界，并给世界赋予意义与价值。因此，我们不能把具有精神的存在者的死简单地归结为没有精神的存在者的死，因为在精神里可以看到由死产生的不死的可能性。死亡作为生命的最高限界和可能性不仅从反面规定了生命的意义，而且本身就包涵着人的自然规定和文化规定。”这些说法很好地注解了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以及海德格尔的“人向死而生”那些大思想家的经典名言。
孰料竟然一语成谶。痛哉！痛哉！
汪老师曾在“西方哲学史”的导论课上对学生们说：“你要从日常琐事中让自己的思想超拔出来，有了这种超拔的眼光，你们将来看待东西，就会具有别人所没有的独特眼光，或者具有比别人更好的气度和胸怀。”
不知道有多少学生真正理解汪老师的话。对于汪老师自己，他将这种精神境界做到了极致。在黑色的死亡向他逼来的时候，他或许仍旧微微一笑，把死亡——在一般人看来这是头等大事，就连王羲之都曾说“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归入了所谓的日常琐事的范畴。他面对死亡，真正地使自己从中超拔出来，具有了比别人更好的气度和胸怀。从这个意义上说，汪老师的境界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而参不透生死的人，终究只是芸芸众生。
汪老师正值盛年，却遭遇病魔袭来，面对重大变故，他首先想到的是求知若渴的学生，想到的是妻儿家人的安稳，想到的是手头未竟的研究，这种坦然和从容的态度，让我们想起汪老师在《汪堂家讲德里达》那本书中的一句话：“什么是大师？这就是大师。他们不但有不同于常人的独特眼光，而且有虚心纳物的情怀。”正是汪老师对学术的独特理解和宽容坦荡的人生态度，为我们诠释了哲学与生命的价值。
汪老师的门生李之喆曾无比痛心地说，汪老师的一生太苦了，“他在哲学研究的道路上艰苦跋涉，付出的代价就是身体的亏空。”
但是，汪老师为了追求精神和真理的更为宏大的力量，或许他真的不在意以身体的亏空为代价。他在讲授《小逻辑》时经常引用书中黑格尔的《柏林大学开讲辞》中的一段话：“追求真理的勇气，相信精神的力量”，这为他追求学术、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勇气和力量。
“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柳宗元的这句诗是汪老师最为心仪的诗句。在汪老师看来，或许人的身体就像那一叶扁舟，而思想的美妙正如春风中的苹花。囿于肉体的人，难以在物质的盛衰之中逾矩，而思想却可以使人这棵脆弱的芦苇浸满潇湘的诗意。对“自由”二字的向往，或许是每一位真正的哲人孜孜不倦的内心追求。对青山秀水的热爱、对知识智慧的渴望、乃至对个人美好生活的追求，其实都铭刻着“自由”的烙印。也许只有在哲学的沉思中，我们才能感受到自由的欣喜，因为它能够超越时空的羁绊与俗世的纷扰，而与天地精神独往来。
熟悉汪老师的人都知道，汪老师治学的最大特点是“杞人忧天”，他认为“杞人忧天”对哲学家来说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也是必不可少的事，甚至是最重大、最根本的事。他认为，因为正是这种出于本源处的忧虑，使我们常怀改进之心，常存进取之念，常思自满之弊，常想变革之难。一个忧天之人，会感到天地之间自己肉身的渺小，会把握到“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冲破时空阻挠的精神力量。
一千年前，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也曾有类似的思考。他本以为自由的精神局限于肉身，是难于冲破天地界限的，他说：“寄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但随后又意识到，有限的生命也同样具有无尽的意义：“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这位文学家名叫苏轼。
两千多年前，还有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悟到了这一层，他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当他的妻子去世的时候，惠子前往吊唁，发现他“箕踞鼓盆而歌”，为妻子“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感到快慰。这位思想家名叫庄周。
以汪老师深厚的哲学修为和清高的思想境界，想必也已经参悟明了生死问题了吧。不同的是，这时的汪老师只有51岁，正是哲学研究的黄金年龄。而苏东坡和庄子去世时，一位65岁，一位84岁。
上天对待每个人都不是公平的。
（四）与时间的赛跑
年1月29日，这一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九，即传统的“小年夜”。道路两旁张灯结彩，家家户户操办年货，在断断续续的鞭炮声中，酝酿新年的年味越来越浓。
这一天，汪老师突然出现消化道大量出血的症状，医院，而是在家里给学院的许多老师打电话拜年。对于自己的健康状况，汪老师依旧只字未提。
一直拖到2月5日年初六，汪老师的身体出血状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加重。他的爱人急了，医院。他的学生、哲学学院副教授吴猛老师得知后，再三坚持和劝说，汪老师这时才被医院急诊科抢救。医院检查后，确诊为肝癌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消化道，随即下了病危通知单。
在这病情危重的时刻，汪老师仍然不愿给学院和老师带来麻烦。在他入院后，还多次叮嘱家人及吴猛老师，坚决不要将其病情告知学院。
2月8日那天，学院党委副书记邵强进老师给汪老师电话拜年，很奇怪为什么汪老师没在家里。汪老师的爱人委婉地告诉邵老师，说汪老师因胃出血住院了。医院看望，并立即告知了学院袁新书记和孙向晨院长。汪老师微笑而乐观地告诉邵老师说，不用担心，只是胃出血而住院，过几天就好了。
邵老师注意到汪老师消瘦的面容和苍白的脸色，直觉告诉他汪老师的病并不是胃出血那么简单。他反复询问吴老师：汪老师的病源究竟是什么？
吴老师虽然受到汪老师的嘱托，将他的病情隐瞒了一阵子，但同时也感到为了挽救汪老师的生命，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将实情告诉学院。
邵老师一下子就懵住了，他猜到了汪老师的病不是胃出血，但万万没想到汪老师是肝癌晚期！而且为了继续正常的教学进度和科研任务，为了不给学院和同事添麻烦，汪老师不惜拖延手术时间、不惜向所有人隐瞒病情！
在谈话中，邵老师得知了另一个惊人的事实：汪老师未成年的儿子出生时便身患重疾，到现在仍然口不能言，与自闭症患者无异。汪老师的爱人为了照顾儿子，早已辞掉了工作，多年在家。十几年来，汪老师以微薄的工资收入，独自撑起了他的家！
他在学院里笑容可掬，有如春风拂面；他在讲台上指点江山，颇有仙风道骨；他在书山旁遨游书海，汲取智慧精华，谁能想到，他看似轻松和平淡的生活背后，竟然是那样的清苦！
他独自承担着清苦带来的重负，并以纯粹的精神力量来支撑。他不吸烟、不喝酒，生活规律，没有任何不良习惯，然而即便如此，病魔依然不速而来了！
汪老师的生命危在旦夕，学院领导现在首要的念头，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挽救汪老师宝贵的生命！
2月11日上午，医院，为了尊重汪老师的意愿，没有惊动他，而是另辟蹊径，立即和邵老师、吴老师一起，带着汪老师所有的病历资料，飞速医院，寻找专家会诊。
中午时分，医院肝癌研究所专家会诊的初步意见是，汪老师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几乎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鉴于情况危急，学院决定在尊重汪老师意愿的前提下，小范围内告知院里部分老师，并反复医院探望，最好能找个借口。
第二天，袁书记和邵老师代表学院赶往汪老师家里，将汪老师的病情告诉了他的爱人和岳父岳母，并表示将竭尽全力挽救汪老师的生命。学院相关领导紧急碰面后，一致认为，鉴于汪老师目前的状况极其严重，极不乐观，应该跟他开诚布公，这样更有利于他疾病的治疗以及采取相应的措施，同时也能坦然接受学院老师送去的关心和祝福。
在学院的老教师、年已76岁的黄颂杰老师的劝说下，汪老师终于放下了包袱，同意了与学院的老师共同面对，共赴难关。
既然要全力挽留汪老师的生命，就需要求助于最好的医疗权威。几经周折，袁书记联系到了医院樊嘉院长，请他亲自为汪老师再作仔细诊断。樊院长给出的诊断意见是：汪老师情况危重，可考虑在其病情稳定、身体条件好转的情况下，实施肝移植手术。
2月13日下午，学院领导班子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书记、院长详细介绍了汪堂家老师病情，吴猛老师也简要介绍了樊嘉院长的诊断意见。得知汪老师的患病情况，与会教师无不感到非常意外，十分痛心。大家一致表示，竭尽全力寻找挽救汪老师生命的办法，而且鉴于汪老师家庭经济状况以及孩子的特殊情况，必须在经济上尽全力解除汪老师治病的后顾之忧。
傍晚时分，吴猛老师医院医生的意见，医生表示汪老师的血色素经过输血后，有了改善，可以考虑转入医院。樊院长表示次日上午亲自为汪老师安排转院事宜。
为了全力挽救汪老师的生命，学院老师分秒必争，与时间赛跑，与死神搏斗。
2月14日，正好是中国传统的元宵节遇上西方的情人节，校园之外一片喧闹和浮华。然而对于哲学学院的老师来说，心情都是格外地灰暗和沉重。因为这一天，学院领导向教职工通告了汪老师身患重病的消息。消息传来，老师们纷纷表示震惊和难过，并第一时间送上了真诚的祝愿和祈祷。
51岁，对于一位学者来说，正是年富力强、大展宏图之际，而此刻汪老师却在与死神抗争。很多医院看望汪老师之外，还提出了为其家庭捐款的倡议，可谓拳拳在念，日月可鉴。
起初学院考虑到，尽管汪老师的工资是家中唯一的收入来源，但由于学院尚有一些创收积累，经过学校批准后完全能够承担汪老师的治疗费用。在拿出切实可行的捐款方案之前，暂时不需要学院老师立即为汪老师进行捐款。但是学院教职工平日素来敬佩汪老师的学识与为人，在其生命垂危之时，又怎能忍心袖手旁观？对于大多数教师而言，或许在不能探视的前提下，捐款难道不是最好的能够表达他们对汪老师尊敬的感情、表达全力挽救汪老师生命意愿的方式吗？
4月8日，学院工会发起了为汪老师捐款的倡议，这份倡议最初的想法只是在学院教师内部进行的，并不打算公之于社会各界。然而消息从心情焦急的学生中间流传了出去，当学生们得知深受他们爱戴的汪老师竟然已是癌症晚期的时候，消息在社交网络上炸开了锅。短短几天，学院收到了近百名教师与近三百多位学生的慷慨解囊，共计四十余万元。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全力挽救汪老师的生命。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和期待，就是汪老师能早日康复出院，重返讲台。如果真像汪老师所说，“期待我们都有期待，希望我们都有希望”，这份期待和希望通过大家的传递和积累，能有朝一日变成现实，那该多好啊！
汪老师曾经深刻地批判这个时代的技术至上和利益至上的弊端，他曾在课上说：“在当今，很多人觉得有钱能使鬼推磨，甚至有人极端地说，有钱能使磨推鬼。总之按照资本的原则，有钱能办成一切事情。这怎么可能呢？钱是万能的吗？”然而，我们多么希望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大家的捐款能够使汪老师好转起来。
事实总是残酷的，金钱不是万能的，它并无法拖住死神的脚步，它并无法挽留汪老师的生命。如果汪老师能第一时间接受治疗，如果汪老师能第一时间将病情告诉学院，如果……
可惜，一切都太迟了。
这让我们想起一句形容教师的话：“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五）哲人遥驻木兰舟
汪老师在患病住院期间，包括吴猛老师在内的他的21位学生，24小时日夜轮班照顾。长海医院和医院的医生见此场面，都不由自主地感慨万千：从来没看过一个病人被这么多学生围绕守护，这样的师生情谊实在难能可贵！
汪老师平日里对他人润物细无声的付出，在生命最后阶段收获了温暖的回报。
吴猛老师回忆道：“他的生命中有着太多的清苦，但无论什么劫难，他都选择平静面对，微笑隐忍。他惯常以理性克服痛楚，在他那里，万事随缘，唯有心造的世界能永恒。不过，尘世间有一种东西能让他心中掀起波澜，那就是情谊。无论在汪老师生前，还在在他身后，我都见证了来自同事和朋友们的宝贵情谊可以有多么炽热。在汪老师病重期间，在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同事和朋友们的情谊时，他是无法平静的，泪水总是悄然现于眼角。汪老师珍视每位同事和朋友的情谊，直到去世前一晚还要来他的手机吃力地反复翻看通讯录。”
汪老师的学生李之喆说：“生命的意义不在于物理时间的延长，而在于富于意义的时间的充实。人虽是面向死亡的存在者，但死亡的意义是由生命活动诠释的。对于汪老师来说，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思想、阅读和育人。于是，才会出现病情稍有缓解但尚未脱离危险期，汪老师就要审读外单位送审的博士论文这一幕；才会出现在他去世前几小时，还看了参考消息这一场景。因为他热爱生命，所以他无惧死亡。病重期间，我们从未看到他流露出任何消极、悲观的神情，听到他发出任何人生无常的感叹。他像个战士一样与病魔抗争着。他如此热爱生命，生命却离他远去了。”
即使在汪老师临终时，学生们仍然紧握住汪老师的手，希望能够再次唤醒他们敬爱的老师。在学生陪护汪老师期间，坚持给汪老师读报和读书，他们仍然讨论一些专业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汪老师仍然关心学院发展，关心学生的专业学习和自己的科研和教学，不谈自己的病情，只希望能够尽快重新回到教学和科研的一线，特别是要将还未全部出版的《杜威全集》翻译完成。
“春风无限潇湘意”，然而就在这春风里，在江南暮春的草长莺飞中，汪老师最终没能挣脱死神的魔爪。4月22日，汪老师的病情突然恶化，到23日已至昏迷。这一天是世界读书日，汪堂家老师，这位曾经用生命拥抱书本、用智慧拥抱精神的读书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消息传来，全院师生都陷入了悲痛和哀思。学院网站上的教师介绍里挂有汪老师的照片，照片上他站在办公室里，儒雅谦和，笑容温暖，这一幕将永远定格。不管是他教过的学生，还是只有一面之缘的学生，他看待他们都如同看待自己的孩子一般。如今虽然汪老师已去，但这些温暖的记忆依然留在了每一个学生的心中。似乎在光华楼等待电梯的时候，电梯门一开，汪老师还会微笑着走出来，跟我们每个人打招呼并聊上几句。
同济大学陈家琪教授悼念说：“你笑着告别了这个世界，也带走了我们的笑；你定格为苦的化身，留给我们苟活的无奈。”
然而，正如汪老师生前所说，对一个思想者而言，死亡并非终点。他思考的论题会继续下去；他为人师表的精神会继续下去；他付出与收获的温暖，会继续下去；他在任何环境中的意志自律和内在自由，都会继续下去。正如春风会年复一年的继续下去，获得无限潇湘。
“春风无限潇湘意”的上句，是“骚人遥驻木兰舟”。对于汪老师来说，是“哲人遥驻木兰舟”。他乘着木兰舟到了生命长河的那一头，我们在这一头，只有遥望他远去的仙风道骨，和遥远而无尽的思念。
汪堂家老师走了，留下了他淡泊名利、潜心学术的风范，留下了他教书育人、助人为乐的精神，正如学院的挽联所说，“临事接物归忠厚人伦仪型，教书求道惟恳切学子师表”，他践行了人伦的伟大，承诺了师道的尊严。
“期待我们都有期待，希望我们都有希望”，我们期待和希望汪老师与古往圣哲同游，永远行走在他挚爱的哲学之路上。我们期待汪老师不舍哲思，乘愿再来，为复旦园的学子再述关于世界、生命与爱的哲学。
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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