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6月22日，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为庆祝十周年系庆，举办了一场名为“文史对谈”的论坛，邀请了郑培凯、李孝悌、王德威、葛兆光、萧凤霞、梁其姿及宋怡明（MichaelSzonyi）等七位教授，分别娓娓道出各自的学习历程，以及研究道路上的种种难忘往事，在轻描淡写的幽默中透露了他们的学术视野和人文关怀。论坛由该系系主任程美宝主持。本文内容经作者各自核实订正，并由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授权“澎湃私家历史”刊登。本文为（下）篇，节选萧凤霞、梁其姿及宋怡明三位学者的发言。“文史对谈”现场程美宝：在几位文史学者发言之后，我要请出一位表面上与文史不相关的人类学家——萧凤霞教授。我们请一位人类学家发言完全是有理由的，我们学系的中国历史课程是从史前到二十一世纪，史前与上古是由考古学的同事负责，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就是由人类学的同事教授。熟悉萧教授的人都知道，跟她一起在华南田野行走的大多是历史学者，不熟悉萧教授的人大概不知道，她曾经组织编译过两本现当代中国文学的英文文集，所以她说自己是个不务正业的人类学家。现在，我们就请她谈谈是如何混进文史的“革命队伍”的。有请萧教授。萧凤霞萧凤霞：先谢谢主办单位，让我有机会分享一些想法，感到很荣幸，尤其是接到程美宝教授的邀请，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为梁其姿教授常说，我不是搞文史的。可是我一直跟他们这群人待在一起，所以今天还是要说一下个中缘由。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开始跑田野，距今好像已经很久远。但我在那个时候已经感觉到历史感对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很重要。要是没有深入地了解那些比较宏大的历史转折是怎么影响地域的变化，或者是不了解居住在某个地域里面的人的生活经验的话，我是没办法充分理解对研究对象的回忆、理想与希望，同时也很难解释他们的行为会带有什么样的结构性结果。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感觉到应当要培养多一点历史感。当时我是怀揣着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和理想到中国华南地区做田野研究的。我常跟人家说，我骗了我在斯坦福的老师施坚雅（Skinner），因为我跟他说要去研究农村的改造，但实情是想去学搞革命的。我的老师传授了很多做田野研究的方法。当然，我很快就明白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很多老农民经常问我：“我们不过是农民，什么原因使得你对我们发生兴趣？”当时听到这个问题，我其实感到有点难过，他为什么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农民，不值一说呢？除了农民以外，我对其他人事物的观察也塑造了日后的研究取向。透过历史文献、流行文化和很多民间宗教仪式的东西，深化我对珠江三角洲的理解，它其实是一个生活充满色彩、文化多元、非常世界性的、商业活力充沛的一个区域。可是我在七十年代看到的刚刚相反，用一句话总结就是：“everythingwasredbutlifewascolorless.”我的一些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同事可能认为那时候的中国跟其他农业国家一样，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着现代化的阵痛，但我就是想尝试提出一个非线性的答案。我的问题是：到底什么原因把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的区域变成了一潭死水？这个问题也引起了很多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争论，主要是关于乡土中国的现代命运。对人类学研究而言，尤其是关于传统乡村一层层的肌理，跨地域的市场、宗族、民间宗教等等的联系，如何化约成一个细胞式的结构（cellularstructure）。在我的第一本书AgentsandVictimsinSouthChina: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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