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西先生，别名梁宋云，年生于湖南省安化县大桥乡董家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是家中长子，小名“容儿”。自五岁入乡间私塾，习晓《诗经》《周易》等古文起，先生一路走过小学、中学、大学艰苦的求学阶段，最终选择教书治学作为终生职业，实现报国志向。先生如此钟情于读书与学校，与其童年旧事密不可分。先生六七岁时，古老的村庄里来了一位穿中山装的读书人，其上衣的四个口袋引起了他的兴趣。妈妈告诉他说“这是教书先生，如果将来你也能当个先生就好了”。从此“先生”就成了容儿无比崇敬与向往的称谓，做一名“教书先生”也就自然而然成了他的人生梦想。然而，读过3年私塾之后，清寒的家境使得他不得不辍学，和旧社会许许多多的农村孩童一样成了放牛娃。田埂上打个赤脚牵牛吃草，小河沟里光着身子捉鱼摸虾，大雪天跟着大人上山打猎，清净如画的三湘山水间活跃着容儿快乐自在的身影。九岁那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却打断了他的放牛娃生活。因为父亲不识字，将一张卖牛契约误以为是抵押契约，并在上面按了手印，黑心的牛贩子就把容儿心爱的黄牛牵走了！这件事对他的刺激极大，他暗下决心：不管家里多么困难，也要去上学！时隔不久（年），容儿便只身前往20多里以外的一所新式小学校，找到校长，要求读书。那位校长说：“你姓梁（凉），那么就写篇《凉快》的作文给我看看。”先生很快就写了一篇短文，校长看后觉得不错，答应接收他来上学，条件是“必须用功学习，把功课赶上来”。在邻居的多方劝说下，父母也终于应允，咬紧牙关供儿子读书。
此后，先生每一次升学都由于经济原因而困难重重，唯其读书心愿坚决，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争取继续求学。他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每一次机会，学习异常用心。初中二年级时，先生就开始用英语记日记，每篇虽仅三、四句，却多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年，先生考入湖南省立第五中学。及至年先生的中学时代，其超强的思维能力逐渐显露，代数、几何等各科成绩在班上均名列前茅，但先生唯对英语课情有独钟，课余常向教英语课的李老师（同班学友李靓焘之父）请教。就学时期扎实的英语功底，为其后来从事国际法研究及实践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先生还喜好文艺，爱读小说，尤其对20世纪30年代的短篇小说兴趣浓厚，欣赏巴金、鲁迅等进步作家。初二时他小试牛刀，创作了短篇小说《蛙声》，并在当地期刊《楚风》上发表。此时正是中国人民浴血抗日的艰苦时期，父母通过辛勤耕种和高利借款，勉强供他读书。国难与家贫，铸造了先生发愤图强、坚韧不拔的品格，也激发了他练习写作的热情。受鲁迅《两地书》的启发，他创作了《两地蔷薇》，以一对被分割在前线与后方的情人的经历为主线，表达了当时青年文人抗日救国的情怀。后又相继发表了《樊城风雨》《文明与野蛮》等多篇抗日救国的小品文。为宣传抗日，先生还与同学一起自发组织深入农村、小城镇开展活动，展现了作为时代青年应有的报国雄心与救国意志。
二、武大求学，激情岁月年，先生以一篇热血满腔的作文《多难兴邦》和各科优异成绩考入抗战胜利后从四川乐山迁回武昌珞珈山的武汉大学。忆及当年情景，他感慨非常。抗战胜利初年的时局加之家境窘迫的客观现实，使得先生报考大学时并无多少选择。得知武汉大学迁回原址，他兴奋异常，便赴武昌报名，并选择法学作为专业。虽然法律系免收学费对于他实现大学梦非常合适，但法律对于整治时局的必要性也是他心中的考量因素。先生当时报考的是法律系的法理组，好几百人中 只有12人获得入学法理组的资格。在等待发榜的日子里，他经同学介绍到湖北公安县同学老家所在地当家庭教师，一来省却了回乡的花费，二来也可自食其力。当时的通讯联络很不发达，只有靠每日读报获取消息。一个多月后，他在一份迟到的报纸上看到了武汉大学的录取名单，遗憾的是并没有自己的名字，只有一个与自己仅一字之差的“梁采云”。朋友们都善意地劝他就此作罢，然而他却怀揣一份坚定的信念，仍决定亲赴武昌探个究竟。赶到武昌后，从司门口上校车，一路颠簸到了武大，他看到的是那么多穿长袍、皮鞋的学生，十分羡慕，心想如能跟他们一样做一名大学生，余愿足矣！宋卿体育馆门前参天的法国梧桐，樱花大道旁一眼望不尽的高大宿舍楼，拾级而上的楼梯，层层叠叠的拱门，安静庄严的老图书馆……这就是武汉大学给先生留下的的 印象，这一切都深深触动了他，一种神圣感在心中油然升起！后来，在惊喜中证实“梁采云”就是“梁宋云”，报纸排版的一字之差险些使得先生与武大失之交臂，但又因了先生的执着与坚定使其终能得偿所愿。他为此激动万分，几天来的紧张与疲惫消失殆尽，随即便给父母亲写信报喜。对于历来都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的安化县那个小村庄而言，他的这封家书在当年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
先生进入武大读书时，正值抗战胜利不久，很缺法学人才，因此武大法律系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机会。当时的法律系可谓名师荟萃，他兴致勃勃地回忆说：“韩德培先生当时主讲国际私法和西洋法律思想史。他学识渊博、学风严谨，授课条理清晰、深刻生动。我有幸还当过他西洋法律思想史的课代表。刘经旺先生主讲公司法，讲课是一种学者风格，而且非常认真。姚梅镇先生主讲民法。他大器早成，据说本科时就翻译出了《欧陆法律发达史》，这本书至今还在出版。燕树棠先生先后主讲过亲属继承法和婚姻法。他讲课很风趣，对学生也很有吸引力。我至今还记得他 次上课的开场白：‘燕树棠，何许人也？乃珞珈山上最年轻、最漂亮之教授也。’”梁先生笑着说：“其实，当时的燕老师已经‘很不年轻’了！”就是在这样一种极其良好的教育气氛中，先生博览群书，艰苦学习，打下了扎实的法学理论基础。谈到毕生专业——国际法的选择时，先生说“不是误会，却是偶然”。入学后的第二年，曾任“中国赴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代表团”顾问的周鲠生校长，为法学院开设了国际法课程。他深情地回忆道：“周老师其人其名都拥有非凡的感召力，他与我同为湖南人，乡音非常亲切。虽然是校长，事务繁忙，但他从没缺过一节课，而且上课时间把握准确，从来不迟到，也从不拖堂。他讲课有学者的大家风度，平实而不假于辞色。讲课没有废话，内容都是精华，记下来就是一本很好的讲义。”周校长讲课时旁征博引和严谨的论证分析，使先生着迷。尤其是他结合参加联合国活动的实况，关于《联合国宪章》及“对华不平等条约”的讲述，使先生深深感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弱国无外交”的屈辱地位，并勾起了先生对日本法西斯在华暴行的痛苦记忆。这进一步激发他萌生了研究国际法的念头。武大毕业后，先生曾在湖北省人民法院做司法实务工作，后又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与钻研苏联及西方法学，此后便长期主攻国际法，并从事国际法的教学。
年至年，先生在珞珈山上度过了美好而难忘的大学时光，武汉大学也因此成为他一生情感的最终归宿。他与另外三位湖南同乡一同被分到了老斋舍的黄字斋号房间，4个人的寝室一直是气氛非常融洽。但是后来，4人中只有先生坚持到了毕业，其他3位同学都因为需要提前参加工作而先一步离开了学校。在大学的青葱岁月中，一段改名佳话为艰难的学习生活平添了几分色彩。由“梁宋云”到“梁西”，包含了同寝室同学间的无限友爱。当时两字名很时兴，4人便有意在寝室内形成一致风格。先生早年写作文艺短文时，曾用过“梁西”这一笔名（其灵感源自小学一位名叫“夏一了”的老师，因为羡慕这么一个简单明了的名字，先生就翻字典去查找， 翻到“西”字，感觉其形状方正，发音响亮，于是就取其为名）。当时4人商定，让先生继续沿用“梁西”为名，其他3人则各以“东、南、北”为名：吴东（后曾参加过 ，在关押美军俘虏的战俘营做翻译工作），曹南（后为武钢工作人员，曾任邓子恢秘书，是建筑方面有名的造价师），盛北（后曾任《中国青年报》记者、《体育报》编辑）。“六一惨案”中令人悲愤的情景促使许多爱国进步学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武汉大学在那个动荡年代，学生运动一直走在全国前列，革命的浪潮与进步氛围使武汉大学俨如一个小解放区，先生的心灵深处由此充满了激情与希望！如黄字斋其他学子一样，先生不仅积极参加反国民政府的各项活动，而且进一步寻求加入革命组织。据“四学子”之一盛北先生回忆，年5月，在武大文学院大楼旁，梁西先生曾发表讲演，借古喻今，支持毛泽东和共产党，既表达了先生的革命畅想，也显示出先生的惊人胆识！
三、北大圆梦，聚沙成塔年，经组织分配并应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的聘约，先生赴北大参加新法律系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在北大校园，他当上了“教书先生”，开始了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教学生涯。此后30年间，他躬耕于北大校园，曾先后主讲苏联法学、欧美刑法，以及后来的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法等多门法学主干课程。当年在北大教书时，先生还曾担任新 个国际法班的授课教师兼班主任。他与学生交往密切，打成一片，每天早上还和同学们一起沿未名湖练长跑、习英语。这些当年跟着先生上课、锻炼身体的学生，现有许多已是中国的高级外交官员、美国的大律师，还有人是中国驻日内瓦人权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建国初期，先生成为北京高等学校中最早的一批兼职律师之一，曾经多次出席重大涉外案件的庭审。年5月，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卡麦隆（L.W.Cameron）驾驶美机侵入中国领空危害中国安全”一案，先生接受委托担任被告律师。此案在中美关系史上意义重大，举世瞩目。在北大执教期间，他曾应邀与王铁崖先生等为我国参加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做材料准备工作，曾参加过我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起草准备工作，曾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法律顾问。他为我国的邮电法规及涉外事项提供了重要咨询意见。
文革中期，先生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畔的“北大五七分校”，重又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放牛生活。虽然没有专业书看，没有课可上，但对法学教育和国际法研究的牵挂与梦想始终存留于思想深处，挥之不去。谈起这段近乎噩梦般的“改造”经历，他却认为正是这两年的“锻炼”筑就了他人生道路的新起点。除了劳动可以增强体魄，身处江西可以免于北大内部派系斗争的痛苦之外，最关键的是使他适时地躲进了一个意外的“防空洞”。原来，在周总理安排下，北大下放劳动锻炼的教师们在林彪坠机事件后相继返校。为做好尼克松访华的准备，周总理委托外交部准备相关资料，后来外交部把一部分任务转交给了北大法律系。先生与王铁崖、芮沐、赵理海、沈宗灵等学者一起组成了人7编译组，连续多年分工合作地翻译出版了《联合国与裁军》《联合国手册》《尼克松：六次危机》《希思外交报告：旧世界与新前景》等6部书和大量有关国际关系与国际组织的资料和文件，对我国年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后的初期工作有重要参考价值，获得了国内外和联合国秘书处的赞赏。在此期间，先生还另外专门搜集了一批有利于科研的国际文献，积累了多万字的中外文资料。梁先生说：“参加编译组的7年，不仅使我躲进了一个远离动荡与纷争的‘防空洞’，而且对自身语言能力的提高和研究素材的积累，比再读几个大学的收获还要大！”早在求学阶段，他就形成了“喜欢积累资料，讲求据实分析，不爱人云亦云，勤于个人思考”的学风。就这样，他在“防空洞”的庇护下，夜以继日，不辞辛劳，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不肯轻易放弃，年复一年默默地积蓄着知识与能量。在潜心研究中，他敏锐地觉察出：国际组织在未来世界中必将显得愈来愈重要，而中国在联合国也将起到日益突出的作用。因此他决心进一步集中精力，钻研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组织。功夫不负有心人，文革甫一结束，他就构建出研究国际组织法的基本体系，并于年在北大率先创设了国际组织法这门新课程。基于在国际组织法领域的知识，先生作为主要撰稿人，在由王铁崖先生主编、于年出版的我国 部国际法统编教材中，主要负责“国际组织法”一章。
人生好像是由无数的偶然组成，其实又蕴含了许多必然。一个放牛娃最终成为教书先生，与时代特征和个人梦想有着很大的关系。先生不无感慨地说：“我喜欢过游泳，也喜欢在小河里捉鱼，在雪山上打猎，唯独没有想过做法学家。但是，儿时农村生活的艰难，促使我梦想走出山乡，去寻找不同的东西。当时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没料到法律理论的学习却悄悄地为我打开了寻求 正义的大门。”多年后，先生回忆起在北大的时光，认为那是为自己的学术、知识上的积累做准备的阶段，成为日后在武大出结果的重要基础，所以北大对先生来说意义非常。他饱含深情地说：“北大是我的‘第二故乡’，没有北大就没有武大的这一段。我的出生地是我的原始故乡，北大是我的‘第二故乡’。”四、重回珞珈，书写华章在未名湖畔度过了许多“很不平静”的日日夜夜，是机缘巧合，也是命中注定，年应韩德培先生之邀，先生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母校——武汉大学。谈起回到珞珈山，他唏嘘不已：“有人认为我回来是要弄个‘领导’做，其实我只是想当个普通教员，好好做个‘教书先生’。自己最年轻、最珍贵的岁月都留在了这里。这里学术环境好，又是自己学习过的地方，回来是必然。北京政治气氛太浓，经过30年的积累后，真正做过学问还是珞珈山安静。”武大有全国最早创立的国际法研究所，回到武大，先生便将根永远扎在了这里。
年，他精心准备多年的《现代国际组织》一书也正式出版，是国内首部较全面系统论述国际组织法的一本专著。万事起头难！30余年来，这部书已经修订、增补和再版5次。从 版的20多万字拓展到了第六版的近50万字，其中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修订第六版，更名为《梁著国际组织法》，将先生多年来对于国际组织法原理及联合国体制的独到见解，结合新近发展资料进行全新的系统性论述，开一派风气之先！先生有关国际组织的专著，曾多次参加在香港和北京举办的国际书展，赢得了广泛的学术声誉。他在这方面开拓性的研究与多年的艰辛工作，不仅填补了国内国际法学科的空白，更以其创建的具有特色的国际组织法学科体系及国际组织法理学为我国国际组织法的教学与科研做出了无可比拟的重要贡献。此外，他主编的《国际法》，先后三版，已发行30多万册，是全国发行最多的国际法教科书之一。其独著《国际组织法》（第三版）和主编的《国际法》（年版）两书，均以繁体字竖行本在台湾地区出版发行，具有相当的学术影响。无论是哪一本著作，也无论是哪一版著述，均以内容创新、措辞 、行文简要、文笔流畅著称。先生的专著经历如此多的再版，仍数十年不过时，其为学态度一丝不苟、执着追求学术质量的精神可见一斑。
先生一向重视国际法基础理论的研究，经常勉励学生应摒弃浮躁，沉潜意志，深入钻研法哲学理论，夯实国际法学的理论基础。他关于国际法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陆续发表的十几篇长篇学术论文和他亲自撰写的《国际法》（0年修订版）总论部分的前几章。其中尤以揭示国际法发展规律的“国际社会基础论” 代表性。基于前期对于国际组织法律问题的研究积累，先生将对《联合国宪章》等具体国际组织章程的实证研究成果进行了规律性探索，从而提炼出了具有创新性的国际组织法理论，其中尤以阐释国际组织存在基础及运作规律的“结构平衡论”“职能性原则”最为经典。年6月，为纪念先生95岁华诞，汇集了先生在国际法教学与研究领域毕生心血的《梁西论国际法与国际组织五讲》由法律出版社正式出版，成为先生一生致力于国际法的总结性成果，其中 一讲还以综合性人生小结的方式，提出了许多广泛而深刻的观念及值得深思的问题，也是对先生勤勉人生、严谨治学的 注解。
先生不仅学问做得好，而且为在武大建立相关的学科点并培养相关的教学科研力量投入了巨大的心力，是有口皆碑的师德楷模与育人典范。对于如何看待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先生一向认为二者相辅相成，如果结合适当，则有事半功倍之效；如果是互相分离的“两张皮”，则费力而无效。他认为高等学校的教学若没有扎实的科研作基础，教学质量即无保证；若没有认真的教学作引导，科研方向便会不明。在长期的教学经历中，他始终默默努力，从不放松对每一节课的要求。先生常常说：“一个好的老师在讲台下的准备（研究）往往是讲台上所花力气的10倍”。他还说，“没有充分的准备（研究）， 不上讲台！”这是他教学的首要原则。凡是他主讲的课程，都有自己精心编写的讲稿。对于青年教师来说，他认为讲好课，站稳讲台是 位的。先生不仅非常注重对青年教师的传、帮、带，对培养学生也十分倾心。年过八旬时，先生还深入到武大学子之中，做报告、办讲座，介绍学术心得与学科前沿领域。在教学中，他一向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主张“学习与研究不应只在教室里，要把理想与现实的社会需要结合起来，尤其是学国际法的，更应该时刻关心国际社会的现实”。先生特别注意教学内容的更新，强调开拓学生视野，重视教学方法的研究，写过多篇教学法论文，反对照本宣科，主张改革考试方法，重视培养学生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9年出版的《法学教育方法论》一书，就集中阐释了先生在国际法研究、论文写作与课堂教学方面想要与青年学子分享的观点。谈到人才培养，先生曾作过一个生动的比喻：“做学问，应该是圆锥形的，而不应该是圆柱形的。首先必须打下博大雄厚的理论基础，而后在专业上才有可能达到精深拔尖的水平。千万不能样样都会却样样不精。我们不仅要有能力当‘万金油’，更要有能力当‘专家’。所谓‘一专多能’就是这个意思。”
现如今，师从先生、从珞珈山走出去了一批又一批国际法高级专门人才，不仅有在涉外工作部门担任高级职务的官员，还有“双 ”大学的 教授与教育部长江学者等。他始终践行其“做一辈子教书匠”的心愿，一贯言传身教，为人师表，授业解惑，循循善诱，赢得了广大学子的尊重与爱戴，为我国的法学教育特别是国际法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年，梁西先生荣获首届“韩德培法学终身成就奖”。回顾先生的人生历程与学术思想，不难发现，先生一直是以两种身份生活着：一是“学”者，二是“师”者。而无论作为学者，还是师者，他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作为学者，他是我国国际组织法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公认的当代法学名家。作为师者，他一生育人无数，桃李满天下。
五、伉俪情深， 佳话先生能安然于读书、教书，忍受做学问的平淡，与夫人刘文敏女士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她与先生是同乡，是高中和大学的同学，比先生小4岁，起先学医，后改为学法律，与先生同时到北大（地质地理系）工作，后又一同回到珞珈山。两人缘起于对文学的共同爱好，刘文敏老师在中学时成绩很好，素有“小巴金”之称，两人在约稿写作中渐渐走近，成为相知的朋友。先生与夫人志趣相投、性情相近，平常 的爱好就是散步，在散步中，有时谈些从书报上看来的故事，有时谈些古典小说中的片断，珞珈的一草一木都见证了他们惺惺相惜的点点滴滴。先生对夫人又爱又敬，刘老师对先生又敬又爱。先生曾不无甜蜜地回忆说：“有段时间散步时，她给我讲《西游记》，我就给她介绍A.ConanDoyle的Hollmos（侦探小说）。不过我们也有争争吵吵的时候，只是到了 ，总是我先说：‘也许你是对的！’或者干脆说：‘看来还是你对了！’”细心看过先生著作的人都会有一个发现，那就是先生的书从没有任何的错、别、漏字或标点符号的错误，即使在专业书籍的出版领域也是非常难得的，这与刘老师的无私付出密不可分。先生曾说“她的文字功底比较好，是我的‘活字典’，我出的 本书（《现代国际组织》，武大出版社年版）她帮了不少忙。”不仅是这一本，先生的许多书稿有些重要内容都是刘老师采取倒序逐字的方式校对的，所以不易出错。人常说：深沉的爱无声，长久的情平淡。先生与夫人一生携手，从家乡到武大，从北大再回武大，经历时局动荡的风风雨雨，走过日常生活的坎坎坷坷，风景看透之后的细水长流最是难得，感人至深。他们的一生，就是对“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相濡以沫”“琴瑟和鸣”等美好词汇的 诠释。
年5月，刘文敏老师因病去世，先生时常怀念落泪。“珞珈山是我生根落叶的地方——我和夫人经常把这句口头禅放在嘴边，也放在心灵深处。她88岁走了，珞珈山是她、也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这是我们两个共同的约定！”进入鲐背之年后，先生不再出山讲学，但每天雷打不动的就是用高倍放大镜看书读报，并做一些笔记，透明文件袋中装着各式各样的剪报，收集整理材料是先生他做了一辈子“教书先生”养成的习惯。先生说“现在老了，不讲课了，可人们常说‘活到老、学到老’，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大的空间去提高自己。”这位年少时经历民族苦难，日后发愤图强以所学报效祖国的学者，即使在老年也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