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悦讲坛回顾
傅杰老师主持的名家讲座「我的读书经验」第七期
▼
越是难越是搞不懂的
我就越有兴趣
——谈抄书、买书与读书
主讲嘉宾虞万里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
上海儒学学会副会长
著有《榆枋斋学术论集》《榆枋斋学林》
《上博馆藏楚竹书〈缁衣〉综合研究》
《高邮二王著作疑案考实》等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这段话我们年轻的时候也读过，但当时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学也，禄在其中”。那个时候，一会儿倡导“读书无用论”，大家都不读书了；一会儿倡导“复课闹革命”，大家又回到学校去。所谓的中学时代就是这样晃荡几年，基本没怎么读书，也就谈不上“学”与“禄”的必然关系。我还跟傅杰老师说，我一生从来没有把照片贴在毕业证书上让校长盖章。今天我主要就是谈谈自己当年是怎么抄书和买书，以及买了些什么书。或许大家由此联想到自己，能获得一些所谓的读书经验吧。谈抄书
在书荒的年代，没有书，也没有钱买书。文革之初，我曾看到过烧线装书的场景，一些人不断拨动着余火未尽的残页，那时也不了解那些泛黄的旧书有什么价值；文革之后，在各地书店看到很多线装书，但由于没有钱，也就没有买。所以，只能抄书。小的时候没书可抄，我就抄歌曲，革命歌曲、“黄色”（爱情）歌曲都抄，那些简谱的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也都用尺画线标示，非常认真。我最初抄的一本书是《毛泽东选集》中运用到的《成语典故》。课堂上读不到几个四字格成语、典故的我，一看就很感兴趣，书无法拥有，就把它抄下来。抄完之后，对古代的成语、典故有了初浅的印象。差不多同一时期，我也买到了王力的《诗词格律》，学做格律诗，这典故、成语自然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文革发生在我11岁到17岁之间，那时属于“封资修”的书很稀有，很多小说不是一套一套的借，而是一册一册地传阅，并且还有时间的限制。记得先借到《三国演义》上册六十回，我看了之后转述给同学听，往往看几回就讲几回。由于小学读书教的是简体字，自然不认识繁体，所以看书就靠一本六毛五分钱的《新华字典》。看了一二十回之后，繁体本阅读就基本没有障碍了。看过《三国演义》，后来陈寿的《三国志》再版时，初以为是同一种书，及至问同学借来一看，才发现原来是一本史书。《三国志》的“评”写得精彩，很多四字格语词不是我们认为的成语，却非常凝练独特，所以我把陈寿《三国志》所有的评语抄了一遍。现在大家说到史书，总是推崇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其实我觉得，从文学尤其是语言词汇的角度来看，范晔的《后汉书》和陈寿的《三国志》绝不亚于前面两者。
俗话说“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我那时看《水浒》，确实是热血沸腾。书里的一百零八将，我也和荣新江老师一样可以倒背如流。不同的是，荣新江老师一考就考到了北大，如今在敦煌学领域的地位可以说是“天魁星呼保义宋江”；而我因为没去考大学，现在只是“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当然我还比较努力，不然就应了“解名尽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的典实，今天也就不可能和大家见面了。
看书，喜欢看什么书，都与人的性情有关。《西游记》的读者面当然很广泛，但我凡是看到吴承恩写一个妖怪或什么角色出场，往往详细描写他从头到脚的穿着打扮，这些段落我基本上就跳过去了。《红楼梦》这种描写部分更多，一桌菜、一处景、一群人……在看过了《三国》《水浒》《七侠五义》《飞剑奇侠传》之后看这个，觉得没有胃口，第一次看到十七回，我就看不下去了。那时流行一个说法：不看《红楼梦》，就不能算是研究古典文学的人。迫于这种无聊的说法，我再次拿起书，从十七回看到三十回，又乏味地放下了。知识的贫乏就只能从众，看看人家都看了几遍《红楼梦》，也想着自己要与古典文学沾点边，后来又勉强看了一回，前后三次拿起书，总共看了三十一回，此后就再也没有正儿八经的读过这书，只记得“一畦春韭熟，十里稻花香”这样的佳句——尽管后来背了很多蔡义江编的《红楼梦诗词》中的诗词，包括敦敏、敦诚的诗；在编《汉大》时也隔三差五地翻阅《红楼梦》查书证。四五十年过去，我常想借陆游一句诗反其意而用之，叫“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自己到底算不算或者可以不可以研究古典文学？只能由大家来评。我自己偏激的看法是：一个人即使不看《红楼梦》，也完全可以研究古典文学。假如你一生一味地去循俗，就会活成一个俗不可耐的你——但须说明我不是说看《红楼梦》就是俗。
李汝珍《镜花缘》这本书和我有一个小小的缘分。一个是书中载有苏若兰的《回文诗图》，顺读倒读，横读竖读，好奇不已，就用色笔照样画抄一遍。一个是在上本写到紫衣女子所说“吴郡大佬倚闾满盈”的反切，当时哪懂切语，懵了，急切想知道是什么意思。但作者卖了个关子，前六十回没有写出谜底。急的是下半本我怎么也借不到，时隔半年还是一年才总算借到。原来“吴郡大佬倚闾满盈”切出“问道于盲”四字。这个小说细节使我对“反切”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及至17岁时买到《康熙字典》，反复琢磨里面的“反切”，窃喜还稍微能切出一部分，但有的反切就切不出来，那时哪知道反切还有“音和”和“类隔”呢。尤其是书前《切音指南》图上的“清、浊、半清、半浊”黑白圆圈，更莫知所云，所以我曾发誓，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把这些弄懂。
年底至年初，我去了苏北农场。在去农场之前，我家里是一本书都没有的。到农场之后，各路老知青弄来很多书，包括胡云翼《宋词选》《（新著）中国文学史》这样的书。我当时看的时候，书已经破旧到甚至封面都没有了，但如《孔雀东南飞》和《古诗十九首》等名篇，我就是从这些书里第一次看到。那时看到喜欢的诗文，没有别的途径，就只有把它们抄下来。我这个人到现在也分不清东南西北，开车离不开导航，但还记得当时大夏天读《史记选译》，热不可耐，我穿着帆布工作服和半高筒雨鞋，竟然把《选译》里注释的古今地名全部抄录，并对照《中国地图册》里的经纬度，标注其上，这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不知道，因为我现在仍然是个地理盲。但是，像陈婉俊补助的《唐诗三百首》，我也把她的注释全部抄了一遍，这至少让我对唐诗语词的理解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年1月我上调回城以后，因为喜欢文学史，在上海图书馆的大众阅览室里看书，基本上把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青木正儿的《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以及郑振铎、刘麟生、胡云翼、林庚、游国恩、中科院文学所编写组、北京大学中文系级等各版本的《中国文学史》，李长之的《中国文学史略稿》，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胡怀琛的《中国文学史概要》，刘宇光的《中国文学史表解》，梁乙真的《中国文学史话》，朱谦之的《中国音乐文学史》，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等，都看了一遍，有的还有详细摘录。其中，刘宇光的《中国文学史表解》使得我对表解比较感兴趣，后来我在台湾买了好多“表解”的书，如《国学表解》、《论语表解》等。这些对人的记忆和认识还是很有帮助的。当时我还年轻，看了那么多文学史后感觉很自得。等到商务印书馆“七十六年史学书目（-）”和“八十年史学书目（-）”出版以后，我一看仅仅到60年代就已经有两百多部，之后就不敢说自己看得多了。
还有两本值得一提的书是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和《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罗常培是一位著名的音韵学家，年轻的时候很穷，做过速记员，所以他听老师讲课时就用速记法，事后基本上可以全部“复原”。《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就是罗根据刘讲课的记录复原的，此书写得非常精彩，我全部抄完了。《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也写得非常好，鲁迅就曾说刘书在当时是最好的一部文学史。《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特点是用南北朝史书里对作家的评论来分析他的作品，亦即用当时人的文学观来论当时的作品，没有现代有色眼镜的偏见。《专家文研究》一书让我感受特别深的是第五章《论文章之转折与贯串》。现在我们学写古文，往往转折虚词如“而”、“然”等用得很多。但根据刘师培分析，汉魏作家往往是不用那些虚词的。虽然没有转折虚词，但读他们写的文字又能明显感觉到语气的转折——根据孙德谦在《六朝丽指》中的说法以及现当代骈文学家们的观点，这个叫做“潜气内转”。这算是在比较高的层次上谈古文，我读了觉得是比较受益的。另一篇让我觉得受益的是《蔡邕精雅与陆机清新》。蔡邕的《郭林宗碑文》等碑铭文当然写得很好，但范晔将它转录到《后汉书》时，把其中文句删掉了，使文章更简洁精神，范晔有他的文学观。后来我去对照了一下，果然如此。不得不说，刘师培的学问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及的。
我学音韵学，与《汉语诗律学》和《诗词格律》这两本书有点关系。我在去农场前买到过《诗词格律》，胡乱学过一点，也试做格律诗。但王力的《汉语诗律学》是公认最权威的著作，农场当然看不到。回城后我就到上海图书馆去借，普通阅览室大库没有，就设法去参考阅览室借。就想研究七言诗里面主、谓、宾、定、动、状等分布的结构。但之后我在图书馆遇到一位老师也在那里抄书，他研究词谱，把平仄转成AB的形式，好像还懂数理。我想既然已经有人做得那么深了，就没有必要“重蹈覆辙”。我这个人有个特点，用上海话説，勿欢喜轧闹猛。人家都在做的话，我就不大愿意去做了，相反越是难、越是搞不懂的，我就越有兴趣。所以，从这以后我就不再写诗，也不去研究格律了。
在农场时因为看不懂《康熙字典》前《等韵切音指南》图表，曾发誓要学会它。所以不再研究诗词格律后，我就专心去钻研音韵学。要想看懂《切音指南》，首先得去找《韵镜》。但一时找不到，于是就抄了一本。自学《韵镜》里的韵图很难，我就同时抄了董同龢《等韵门法通释》和曾运乾《等韵门法驳议》，因为涉及到《广韵》的重纽，于是抄录了两篇有名的文章《广韵重纽的研究》和《广韵重纽试释》。那时《广韵》根本买不到，我托人买了几十公斤的卡纸，请印刷厂切纸车间帮忙切成卡片，一字一张抄《广韵》，打算把《广韵》五卷字都抄下来的，才抄了一两个韵，买到了书，就没有继续抄。
研究音韵，尤其是上古音，当然离不开段玉裁提出的“合韵”。于是我就抄了方孝岳年发表在《中山学报》上的一篇文章《关于先秦韵部的“合韵”问题》。合韵关系到韵部划分，韵部划分涉及到各部的音值。上古音的音值到底怎么读以及如何演变，上世纪二十年代有过一场古音学上的大辩论。辩论的发端是钢和泰《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一文，汪荣宝就发表《歌戈鱼虞模古读考》，讨论唐宋以前和魏晋以前读“a”或读“O”的问题，遂引起许多学者参与讨论。最后魏建功写了一篇很长很长的文章《古音学上的大辩论——〈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引起的问题》，因为这涉及上古音类音值的重要问题，我几乎把它们全都抄了下来。
在音韵之外，我其他方面的兴趣也很广泛，因为古汉语的各个方面都是互相关联的，比如不懂训诂和文字，就没有办法深入研究音韵。文字，涉及到六书，六书涉及到形声字，形声字与古音相关的是声符。所以，在当时书不多的条件下，我就把胡朴安的《中国文字学史》《中国训诂学史》、张世禄的《中国音韵学史》，挑重要的摘抄下来。我抄书是连目录全部抄下来的，这样才容易理解作者整部书的结构和布局，而胡、张这三本书的目录尤其详细，便于我们掌握传统文字、音韵、训诂学的构架和方方面面。一直到现在给博士生上课，即便我家里已有五六十本训诂学著作，我仍然向他们推荐胡朴安的《中国训诂学史》，因为这部书把尔雅派、传注派、方言派、注疏派、清代汉学家训诂方法等五个系统概括得最为详细。
说到训诂、文字，当然不能少了《说文解字》。《说文解字》跟音韵最相关的就是“读若”，我还曾抄下了陆志韦的《说文解字读若音订》、方勇《说文读若考例言》等。我跟我的博士生说，可能最近我要写关于读若的文章了，读若与经学有关系，可能和陆志韦等人写的语言类文章有所不同。文字方面，我特别推荐蒋善国，他的文字学著作《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汉字形体学》和《尚书学》著作《尚书综述》，总结了很多东西。训诂方面，我觉得沈兼士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训诂学家。中国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唐兰曾在四十年代说过：目前近二十年最卓越的训诂学家就是沈兼士。我曾把他的《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一篇六万字的长文全部抄下来，受益匪浅。还抄了他《声训论》《义同换读》《初期意符字的特性》等文章，感觉他对汉字字义的把握远在同时代学者之上。迄今为止，如果衡论在训诂学上的开创与总结之功，沈兼士无疑是一位先驱。
这里我还要提到他的《广韵声系》。现在我也会跟我的学生说，一定要很好地利用这部书。现在研究简牍、音韵以及单纯教学的，很少说到并利用这本书。但如果你仔细去看《广韵声系》里同一个声符在声和韵上极其复杂的分化与流变，就不会再相信现在很多写得很简单的音韵学书——实际的语音不规则的分化和融合远比教科书要复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