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不务正业一把，不谈学术了。来华威半个月了，也算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学周”，谈一谈感想，说不定也可以算是“历史教学法”吧。
还是在开头先做下下期预告，准备这几天介绍一下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康拉德的新书《什么是全球史》中的一篇文章“作为一种独特途径的全球史”，也是因为有不少同学无论如何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有全球史，这么一个目前看起来既没有太多新材料，也没有什么新方法，很多专著还是建立在二手文献基础上，即便出现了什么很有价值的研究似乎也不必然要冠以全球史之名的学科。这篇文章也许可以部分解答一些这种困惑。另一篇准备读的文章是首师全球史中心这几年请的客座教授，哥廷根大学的多米尼克教授的《全球视野下的全球史》（GlobalPerspectivesonGlobalHistory）的前言。多米尼克教授通多门语言，并且浸淫在德、美、中三国的历史学学术圈，这本书介绍的就是这三国的世界历史研究和研究史，可以说是一种与众不同实证式的研究。当然更有可能的还是拿我为上课准备的发言稿之类的东西凑数……
以下是正文
最近看书读到一句话，大意是学者必须要意识到自己是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的，必须要对自己抱有的偏见和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否则就很容易不自觉地制造出那些看起来很客观，但实际上是自欺欺人的知识。比如，苏格拉底在说诸如统治者是金子做的，统治者的助手是银子做的，而平民是铜做的时，明确知道自己不过是在编造一套话语来维持社会的稳定；而19、20世纪的种族主义科学家们在利用颅骨测量学或者IQ测试来划分种族并证明种族之间的优等和劣等关系时，是不知道自己在扯谎的。
所以在写这样一篇略带对比性质的文章之前，我便必须先向自己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无法避免给出片面的、戴有色眼镜的看法，但至少不能让自己被自己的观点蒙蔽，也理应让他人在阅读我的文章之前先知道我的出发点何在。在我看来，读者对作者背景的同情和分析很多时候不得不说是妄加揣测，但作者自身对自己的反思，大概不应该被指摘吧。
我本人在首师的历史学院呆了八年之久，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另外中间在家赋闲的一年也是与首师的师生密切联系，故而我对这个学校、这个学院有着相当深的感情，这也导致但凡有人向我问起首师的历史学院如何时，我的第一反应永远是吹捧。更坦白地讲，这里的师长、同学和后辈于我实如亲人一般，我在评价他们作为一部分的这所学校时，恐怕很难想到不好的东西。或者说，从这个角度讲，我是不愿意承认首师的教学水平弱于任何一所学校的。现在我来到华威历史系读硕士不足一个月，老实讲并不便宜，而且选择再读一遍硕士也算是曲线救国，故而如果这里与首师其实没什么区别乃至还不如首师，我肯定是不愿意承认的。从这个角度上讲，我极有可能陷入某种“微小差异的自我陶醉”，把一些不算什么差别的差别拿出来当成华威优于国内学校的地方大肆鼓吹，以满足自己对花费掉的时间和金钱的期望。可以说，这样一对矛盾的心态，贯穿着我对这篇文章的构思过程。
此外我到华威不到一个月，对这里的了解与其说是稳定的知识，倒不如说其实是文化冲击。阿瑟·史密斯（《中国人的德行》的作者）和阿绮波德·立德（《穿蓝色长袍的国度》的作者）在中国呆了那么久，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在很多中国人看来也不过如此，更何况我这回来英国只呆了半个多月就迫不及待写出的文章的水平呢？而且我在国内也没做过什么科研，而科研恰恰是历史系这样的研究型院系的教学活动的基础——我始终认为一个科研水平不佳的老师，是没法在历史学院当一个受学生喜爱的老师的——而科研环境直接影响着教学环境。所以对于很多教学活动上的对比，我只敢浮于表面，不敢对深入的东西进行脑补。
然而，我天性就喜欢脑补，而且写东西的时候总是管不住自己要夹带私货。所以这篇文章姑且也可以算是我借着自己对华威半是印象半是想象的看法，来对首师的教学进行一下评论吧。
前言结束，再次分隔
就这一周的学术活动来讲，我参加了一个讲座以及紧随其后的一个研习会（这其实是一门史学理论课的两个部分），一个全球史导论性质的研习会（这也是必修课），以及一个读书报告会（类似于首师全球史中心的学术沙龙）。我不准备琐碎地介绍这三次学术活动的具体过程，而是把它们三个合为一体，再分成课堂、教师、学生三个部分，结合我在首师读书的经历来谈一下总体感受。
首先是硬件上与首师没什么差别的课堂（这部分意思不大可以略过）。
1、教室面积。
在这点上只能说华威教室的面积并不大。讲座课在图书馆底层一个类似于报告厅的教室进行，面积大概比首师北一区图书馆底层报告厅小三分之一；读书报告会所在的教室大概是文科楼的大小。这两点没什么特色，比较有特色的是两个研习会所用教室都非常小。首师的研习会一般都是占用一间会议室，大家围着一个椭圆形的会议桌上课，在华威则干脆是在一间首师文科楼办公室那么大的地方开研习会。然而小也有小的好处。据我目测，恐怕正是因为小，连带老师在内的十三个人几乎是肩并肩围坐着，在这种情况下老师或者主持研习会的同学一旦把学术氛围带动起来，每个人就都会被感染到。
2、教室内布局。
没什么可说的，讲座课就是老师在讲台上放ppt，同学一排一排坐在下面。读书报告会和研习会都是把桌子围成圈。这点首师也一样。
3、上课设备。
历史系会有少部分人带笔记本电脑或者平板电脑上课，但大多数人仍然是拿纸和笔记笔记。与在国内时听到说西方学校课堂平板电脑普及率很高的说法很不一样，大概因为我所在的是历史系。这点首师也差不多，
4、上课人数。
华威这届全球史的研究生有12人，首师一般每年全球史能收到八九个人的样子。不过国内研究生是三年，所以经常也会有不同年级的人一起上课的情况，一般上课人数差不多也是10人到15人的样子。当然在华威这边有时也会有博士生来旁听研究生的研习会，坐在一边静静地看我们讨论。此外在华威类似于“历史学理论、技能和方法”这门课是所有历史系硕士生都要上的，总共有26人，其附带的研习会分为两组进行。上次的读书报告会各种硕士、博士和教职员工来了差不多20人左右。首师基本情况和这差不多，只是全球史学生占所有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的比例只有不到一成（华威是将近一半），不过首师全球史中心请外校老师来开学术讲座的时候来的人总是很多，大概因为内容比起其他讲座来更易懂吧。
5、课堂气氛。
仅就我目前上过的几节课而言，华威历史系课堂上的学术气氛是很浓的，很少见到主持者问完一个问题之后冷场超过三秒钟的情况。首师在这点上确实明显不如，很多时候会出现冷场到令人尴尬的情况。
其次谈一下学生。
1、他们不是学霸。
这是我初遇华威历史系的同学时的感受。在上课之前聊天时，他们也会说一些诸如“下堂课你们多说点，这样我就可以少说点”，或者“我下堂课就准备这么这么说，你别抢我的话昂”之类的话。这点可能不仅仅与首师的学生类似，而是全世界的学生在这一点上都很类似吧。此外虽然有一些同学说自己对学术很感兴趣，考虑以后读博，但也有同学很明确自己将来就是要去当中学老师，这点也与首师很像。所以我不会形容他们为学霸，尤其学霸这个词在中文语境下已经被污名化的情况下。
2、他们是一群对历史很感兴趣的人。
然而，有时课外遇到这些同学，聊天的内容却不外乎历史。当然这可能与我的个性有关。毕竟我自己其实就属于对英美流行文化基本不感兴趣的那一类。我学英语的目的不过是考雅思和读文献，让我用英语聊聊历史可能还勉强可以，但让我拿英语随意聊日常生活确实是做不到。当然说他们对历史感兴趣也并不只因为课外聊天的内容，我甚至认为他们的这种兴趣有着更深的社会文化背景。英国曾经是个帝国，这使得如今的英国社会是一个呈现出相当世界主义面貌的社会，各种人文冲突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日常生活。此外，英国还是一个体量不大的国家，这可能使得国际局势、全球化一类的事物对英国人日常生活的冲击会更大，并促使人们去思考这些问题。一个同学下课后抱怨上节课关于种族的讨论时间太少。她是印度裔，出生在非洲国家马拉维，父母现在在加拿大，自己则跑到英国读书，虽然我不知道她的母语是什么，但她的英语说得非常好，至少对于我来说比英国本地白人更好懂。我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文化背景的人会对历史，尤其是种族史、帝国史乃至全球史丝毫不感兴趣。又比如一个塞浦路斯同学，对英帝国在地中海东岸的活动非常感兴趣（现在塞浦路斯还是英联邦国家，英国还在那有军事基地），进而也对帝国史感兴趣，至于他为什么要来英国读书，为什么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原因，大概不必多说。一个考文垂本地的白人同学，下课之后追着老师继续提问民族国家、全球化以及全球史相关的问题。这一个片段的背景是，英国最近刚刚脱欧，英镑贬值，首相又在公共场合“胡言乱语”（至少在很多人看来，虽然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英国政府最近又出台了排斥欧洲顾问的政策，这一切对英国普通民众的连带效应是他们每天要用的包括马麦酱（据说对英国人的重要性相当于老干妈之于中国人）在内的许多商品的涨价。我很难想象一个接受过大学教育的英国人会对这些情况毫无思考。相比之下，对于我们这代人而言，中国是个人文环境相对稳定的国家（具体体现在民族成分较为单一，外国定居者比例极低上），以至于对大多数人并不会产生刺激，因而大多数人也不必然有了解历史的动机——或者说，我们很少会受到促使我们问出“为什么我们的世界会像现在这样？”的刺激，几乎只有那些好奇心非常强的人才会去讨论历史；另一方面，中国是个体量很大的国家，这一方面使得我们在国际政治中举足轻重，另一方面又使得大多数人（具体讲即是除了那些外资企业员工以及站在外贸前沿的人以外的群体）对国际化、全球化的感受并不深，比如进口商品是作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来对我们产生间接的影响的（进口大豆当然重要，但在它对榨油业和畜牧业产生影响之前，普通人真的有必要关心国家从哪里进口大豆么？）——简单说，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安心躺在祖国母亲的怀抱中，安然躲避全球化的巨浪。总而言之，我以为同是历史专业的学生，首师的学生未必如华威的学生那样对历史感兴趣可能是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毕竟华威的学生太有可能对历史感兴趣了。而且这里只是说兴趣，而非学术兴趣，这两者未必完全一样。在一个就业指导会上，老师让我们两两聊天，并一个一个向老师报告自己聊天对象未来的规划。我说：“塞巴斯蒂安以后考虑读博，因为他对历史感兴趣。”塞巴斯蒂安同学补充道：“是学术兴趣。”这个学术兴趣，是驱使人愿意为了学术而坐冷板凳的兴趣。有学术兴趣的人，在首师和在华威都未见得有很多。
3、认真而有见解。
来英国之前听过一个说法，说西方学生在课堂讨论时，即便根本没有阅读过相关材料，但胡扯八道的能力却是不容小觑的，我们作为中国人一来英语不好，二来对西方历史文化不够了解，没有办法在课上胡扯，万不可学他们那样吊儿郎当。来这之后我发现这种说法至少对于华威历史系的同学而言是不成立的。到了课堂上，厚厚的笔记本往桌上一放，着实吓了我一跳。我必须承认，他们对于阅读材料所做笔记的认真细致绝不逊于首师的同学。相比之下，我倒显得是比较会胡说八道的那个了。在理论技能和方法课的研习会上有抢答环节，所提问题从某本书的出版时间到作者在某一章所举的第一个例子是什么，全部都是很细节的问题，竟完全没有出现所有人都不会的情况。有一个同学做的书摘中正好有某道题的答案，她抢答之后如同机关枪似的把答案念了出来，在老师的要求下又用自己的话用正常语速复述了一遍，我想国内的同学很多也会这样吧。然而除认真之外，他们对自己所阅读的文献往往还能有很多自己的见解，在回答老师提问时亦不会羞惭于说“我认为”、“我觉得”这样的话——毕竟这样的话是在复述完满满干货之后出现的，当然不必羞惭。我以为可以将他们概括为一群真正尊重权威，认真阅读权威著作，但又不囿于权威，敢于发表自己见解的人。大概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创新而又不胡说八道的境界吧。首师的学生可能不愿意说太多“我认为”、“我觉得”之类的话。这一方面可能是确实没细读过所要求的书籍以及相关书评（不得不说很多同学如果下节课不是自己要报告的话根本就不会仔细看要求的文献，以我为甚，连自己下节课要报告的东西都未必会仔细看），这时候胡乱说话或者惹得满堂大笑或者遭人厌恶；另一方面如同上一点所说，我们大多数人对这个世界并没有那么多的感触，或者说没那么敏感，在缺乏那样一个人文冲突的环境的情况下，很多时候真的未必会有什么“我认为”、“我觉得”的东西。
4、活跃且有组织才能
这点并不令人意外。前面提到的理论技能和方法课的研习会，就是由学生主导的，老师只会在一旁坐着看，偶尔插两句话。学生需要自行设计整个研习会的环节，并把握整个进程，绝不是简单做个展示就能蒙混过关的。事实上主持第一次研习会的两位同学非常好地完成了任务。他们设计了一开始的抢答环节，之后是分成三组讨论，最后是所有人在一起会谈。这个分组讨论也很有意思，并非分组之后扯闲话，而是要求每组在有限时间内对该节课所涉及议题给出自己的意见，然后派代表去下一组阐述自己的意见并与别组派来的代表交换意见，老师和两位主持人也会在这三个小组中流动听取讨论。首师的研究生课很少会设计这么复杂的程序。此外，参与研习会的同学活跃度大都非常不错，绝对不至于抢着说话，但也绝对不会不说话。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一是制度设计，二是课堂气氛。先说制度设计，例如在全球史的研习会上，尽管事先做好了分组，但制度上并不要求该组派一位代表做展示（比如首师的分组作业经常就是派一个代表上讲台进行呈现），而是要求这一组坐在一起的四个人随意发表并补充意见，如此一来当轮到某一组时，其他同学包括老师的视线就全都在那一组的四个人身上，一旦这四个人中有一到两个说了几句，那没有说话的两人反而会为自己的沉默而感到不好意思（至少我自己最开始是因为不好意思而说话的），所以分组讨论很自然地变成了分组发言。此外，制度上给每位同学的发言时间都做了限制，这样就不至于出现了某位“学霸”滔滔不绝，占用了那些有话说，但其实又不是特别积极想发言的同学的时间的情况。再说课堂气氛，这点前面已经说过，华威历史系开研习会的教室很小，这使得在之前分组发言中形成的热烈的气氛很容易延续下来，那么在之后的自由发言阶段有话想说的人就不至于不敢说话，而且甚至会调动脑细胞，想方设法地说些话。
最后谈一下老师。
1、讲自己研究领域之外的课。
例如给我们讲种族和全球化两节课的瑞贝卡教授，自己的研究领域是南美的殖民史，最近更是迷上了土豆，研究新大陆作物对全球饮食文化的影响。可以说这两节课跟她的研究领域和课题有关，但未必关系很大。首师历史学院的研究生课一般内容都是老师目前正在研究的东西，或者是之前自己研究得很透彻的东西。倒是本科生的课经常会逼得老师去扩大知识面。晏老师当年给我们上世界上古史讲到古埃及古印度的时候常说自己也就是个二道贩子，前几天刚看的知识现在就到课上给大家卖之类的话（不过晏老师的学霸度是毋庸置疑的）。当然，这两种方式孰优孰劣是不好说的。不过在此顺便插一句。想起首师的研究生也有一门好像是叫史学前沿课的课程，大概可以与华威的理论、技能与方法课（即瑞贝卡教授讲种族的课）相提并论。那门课是由首师历史系的各个老师在大教室里对全年级一百多名学生阐述自己最近的研究动态，不过不得不说有些老师讲得过专过深，导致除了该老师自己的学生外，无人不打瞌睡的情况。我觉得类似这种课，如果老师能结合自己的研究谈谈治学方法，或者谈一谈自己所处的研究领域的诞生、发展（也就是所谓的谱系学）以及有什么意义的话，也许对学生会更有吸引力。譬如我在首师的导师夏老师，在全球史中心研究地中海史，前两年专注于中世纪的西班牙，那么如果他来上这门课的话，讲一些诸如区域史的兴起过程、区域史与全球史的关系、全球史研究的意义的话，效果肯定会比讲中世纪西班牙某个大家都不知道的城市的个案要好得多。老夏实际上讲这门课的时候既不是讲的前者也不是讲的后者，而是谈了地中海史研究的发展和动向，效果不错，但现在想来对于不研究区域史和全球史的学生而言可能还是不够“泛泛而谈”。
2、严格考勤。
其实一门只有十一二个人的课有谁没来老师是很清楚的，但瑞贝卡教授主持研习会时还是要每个人都签了到（反倒她关于种族的讲座课没有考勤），而且由于人不多教室又小，这一关是没法靠找人代签通过的。然而这些考勤表在期末会成为课堂成绩的打分依据，这就是为什么人很少还要考勤的原因。在首师则是小课不考勤，大课虽然考勤但在技术上又是根本没法严格的（而且总觉的这种课记考勤目的多半也是为了能让课堂多点人，不要太冷清）。当然对研究生进行严格考勤是否必要也是可以讨论的，毕竟国内的硕士并不分授课型或是研究型，一个研究生因为自己做研究去了而不去上课好像也并没有什么不合理。这里想到一个在首师读书时关于考勤的一个小桥段。前面提到过的多米尼克教授来上专业英语课时，二十人左右的出勤人数竟然签了三四十人的名字，尤其多米尼克还事先说明这跟最后成绩无关（也许大概只是想在这张考勤表上标注一下表现比较好的学生吧），结果逼得多米尼克叹息“这真是不可接受”。。我并不认为中国的大学生素质差，或者西方的大学生人人都是道德标兵，我觉得这背后必然有制度和文化上的原因。
3、引导性和启发性
这两点主要体现在给学生布置的课后任务上。不过实际上是为下堂课做的准备，通常而言是一些思考题。比如，全球史研究应用什么样的地理单元？全球史是不是必然要研究整个世界的历史，还是说可以选择一些子集，比如“大西洋世界”、“太平洋边缘”等等？什么是纠缠的历史（entangledhistory）？全球史与帝国史有不同么？全球史是不是就是全球化的历史？民族国家是否适应全球史研究的视角？民族国家在全球史研究中是重要的分析单位么？全球史的内在逻辑是否是西方中心论的？（最后这个问题是给我的）这些问题其实是我在首师学习全球史的几年里一直有所思考的，只是基本上并不会有太多机会和老师同学进行相关讨论。当然，首师的老师也会时常布置一些类似的思考题，比如本科时上江老师的史学概论课，留过两个个思考题是“全球史为什么一方面反对西方中心论，又一方面首先在西方出现？”以及“全球史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史的研究有什么意义？”。大三时上英语史料选读课时，夏老师也曾经让我们花一节课的时间阅读一篇有关大历史的文献，并让我们就大历史是什么发表自己的看法。不过这样的机会到了研究生阶段反而不多了。在研究生课程上，首师的老师更多地锻炼学生阅读材料的能力，而不是在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发散性思考的能力。从这些问题本身来说，一方面大多是选择疑问句，你可以选择是或者否，另一方面又具有发散性，你必须要想方设法来为自己的选择进行辩护，而一篇学术论文在这种辩护的过程中就会渐渐浮出水面。首师的老师则往往要求学生今日读一篇文章，明日又读一篇文章，使学生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渐渐牢固，对某个问题的认识也越来越全面，最终形成一篇毕业论文。当然老师与老师是不一样的，这点我在华威目前只遇到了那么一两位老师，暂时只能说这么多，在首师的话，施老师留的问题就往往让我觉得发散到害怕，譬如“种族主义与西方中心论之间是什么关系”这种没读过七八篇论文就真连口都没法开的问题。这点孰优孰劣仍然不太好说，毕竟英国的授课型硕士和中国的学术型硕士本来也不是一个概念。
4、开放性。
如前一点所说的那些问题，老师心里看起来是没有预设答案的，学生怎么答都不算错。譬如那个全球史和帝国史有没有不同的问题，我会很本能的回答全球史包含帝国史，但还有其他内容。因为在首师，老师在向你提出这个问题之前（如果真的会提这个看起来有点缺心眼的题目的话），肯定已经告诉你过全球史研究的若干个主题了，而帝国史研究正包含其内。那么从很简单的形式逻辑出发，就能回答出全球史与帝国史有所不同的答案。不过面对同样的问题，那位塞浦路斯同学就很直接的回答“没什么不同”，他给出的答案我没有听得太真切，但老师仍然对这种回答给予了鼓励和回应。现在让我回过头来想这个问题，如果将帝国史定义为与帝国有关的历史的话，也许两者本来也没什么不同，毕竟在我们的历史上跨边界的联系增多经常会导致帝国的出现，而帝国的扩张也肯定会带来更大范围的交流和互动。在首师，倒不能说老师没有开放性，而是不少时候研究生同学是在想方设法揣测老师心里的答案，总在纠结自己的想法合不合老师口味——这个习惯不是在课堂上养成的，而是在准备研究生考试时就已经养成了。当然这种开放性也不是无限制的，课堂纪律维持是很严格的，说话超时了是会被老师打断的。此外，瑞贝卡教授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大概是说全球史仍然是个不断发展的领域，仍然在面对各种各样的批评和质疑，只有把这些批评和质疑摆到桌面上，才能促进这门学科的发展。然而在首师的全球史中心，全球史对学生们而言则多少成了一种信仰，倒不是不容批判和质疑，而是同学们每天都在努力感受这门学科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优越性，故而最终成了信徒和追随者。这里不得不为施老师点个赞。他主讲一门关于全球史导论的课，每节课讲一个全球史专题的研究情况。虽然全球史是他的专业之一，但他在讲课的时候总是在指出某一个专题的研究的突破性的同时，不忘指出全球史专业内既有研究的缺憾和偏见，而其他老师则更喜欢讲全球史给自己的研究带来的灵感。
先讲这么多，一点拙劣的见解，还望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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