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与印刷》年第2期P23-32页
：《辞源》是商务印书馆的镇馆之宝。《辞源》第三版的修订，商务印书馆《辞源》项目组做了大量创造性工作。本文从准备、认识、模式、育才、百科、注音、体例、书证、成绩、遗憾、问题、聘人、开发等方面，回顾了这次修订工作的一些做法及其得失，为大中型辞书编修提供践行借鉴。
：大型辞书；辞源；辞书修订；商务印书馆
《辞源》是我国近现代第一部大型综合性工具书，在近现代出版史与印刷史上都有重要意义。
《辞源》始编于年。年的初版，不仅为现代辞书之嚆矢，其装帧插页也采用了彩色印刷技术，领出版与印刷风气之先。其后修订多次，陆续出版了续编、正续编合订本和简编本等。—年《辞源》进行了一次全面修订，由综合性辞书转向古汉语辞书。年，四卷本《辞源》修订本全部出齐。年商务印书馆开始着手新世纪的首次修订，这一次是继往开来的重要修订，我们有幸参与了《辞源》修订项目的准备、启动、编辑直至最后出版的全过程。《辞源》第三版出版已近两年了，辞书界的朋友在一起还经常谈起《辞源》的修订，觉得还有一些问题可以回顾、讨论和思考，认为有关《辞源》前贤的奠基之功和崇高精神应该费点心思，好好写一写。
拙作《辞源史论》对《辞源》出版的百年历史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但当时为了配合《辞源》新版的新闻发布会，编写和出版的时间紧迫，有些问题、想法还来不及系统梳理。这次，《出版与印刷》的编辑同仁给我出了个题目，要我在《辞源史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一下《辞源》第三版的修订工作，给《辞源》和其他大型辞书的修订以理性的借鉴。我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静下心来，对十多年来参加《辞源》修订的组织工作和编辑、出版的情况进行了一番梳理、取舍和思考。借此不揣鄙陋，将所思所想与同道分享。
一
年2月，商务印书馆全面启动《辞源》修订项目，成立了《辞源》修订领导小组和《辞源》修订项目组。以此为标志，《辞源》修订本（第二版）的修订工作正式启动。
其实，对《辞源》修订的研究、思考与准备，远远早于年。在年《辞源》修订本出齐后，总纂吴泽炎先生就在考虑重新修订。他有一个深远的打算，他说：“我们打算根据新《辞源》的内容，再一分为五，出《辞源简编》《辞源语词编》《辞源成语熟语编》《辞源订补编》《辞源资料编》，和《辞源》相辅而行。最后再加修订，精益求精，永无止境。”如果吴老的这个计划完成了，后面的修订就方便多了。可惜当《辞源》修订本出版后，编辑们陆续转到了其他图书的编辑工作中，吴先生的这个计划落空了。
20世纪90年代，有些编辑也曾试着做过《辞源》简编本，可惜由于部头大，拖的时间过长，也夭折了。只在刘叶秋先生的带动下，出了一本《成语熟语词典》。这些遗憾希望今后不再发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都惦记着《辞源》的修订。年，商务印书馆开始酝酿《辞源》新一次修订，并启动了商务印书馆辞书语料库项目，着手为新一次《辞源》的修订做好资料和人员的准备。年8月，召开了《辞源》修订论证会，邀请曹先擢、唐作藩、王宁等先生讨论修订事宜，但由于主编人选、时间进度等问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年，《辞源》修订工作得到中国出版集团的支持，被中国出版集团定为“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级出版项目。年，《辞源》修订项目正式启动。《辞源》修订工作分两步走：第一步，重排《辞源》修订本，对硬伤进行挖改；第二步，展开修订工作。项目组决定出版《辞源》修订本的重排本，并做了一定的修改，对《辞源》的字形、注音、释义、引文、出处、标点及体例格式等技术性问题做了全方位研究。为了纪念《辞源》编纂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年9月重排版正式出版时改名为《辞源》纪念版。
自年《辞源》纪念版出版，到年12月《辞源》第三版完成并出版，历时整整八个年头，历经杨德炎、王涛、于殿利三任总经理的关心与推动。年，杨德炎总经理任修订领导小组组长启动修订；年，王涛总经理全力推动，并申请到国家出版基金，有了资金保证；年，于殿利总经理拨出《辞源》项目组办公用地，全力支持。至此，为《辞源》修订工作的全面展开提供了资金和工作场地保障，做好了资料和人员的充分准备，促成《辞源》修订工作的最终完成。
我很幸运，一进入商务印书馆就被安排做《辞源》修订的资料准备工作，着手进行《辞源》与《汉语大词典》的注音比较研究。年，进入《辞源》修订项目组，参与了《辞源》纪念版和《辞源》第三版的整个修订和出版工作。在《辞源》修订工作中，我们不仅熟悉并记住了《辞源》编纂的前辈陆尔奎、傅运森、高梦旦、杜亚泉、方毅、庄俞、孟森、刘秉麟、吴泽炎、刘叶秋、黄秋耘等的英名，还深刻地体会到前贤们对《辞源》的忘我奉献精神。《辞源》是商务印书馆一代人接一代人的事业，始终激励着商务的后辈辞书人。
二
要修订《辞源》，必须先熟悉《辞源》，认识《辞源》前贤的奠基之功。《辞源》为商务印书馆“昌明教育、守正出新”百年主旨，提供了全新的颇具文化特色和内涵丰富的鸿篇巨制。
《辞源》始编于年，年出版，历时八年编纂，“使用资料10万多卷，耗资13万银圆”[1]5。《辞源》是中国第一部以语词为主，兼及百科的综合性新型大辞典，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部大型综合性汉语工具书。《辞源》正文以单字字形、笔画为排列依据，将复词附于单字字头之下。这种排列方式，创立了中国近现代大型辞书编纂的基本模式。当年，主持《辞源》编纂工作的陆尔奎说：“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他强调了辞书传承文化的重要作用与意义，一语中的。[1]16
其后，《辞源》历经了多次修订。年，方毅和傅运森主持《辞源》续编的修订，年《辞源》续编出版；年，傅运森和唐凌阁主持《辞源》正续编合订本修订工作，年，《辞源》正续编合订本在香港出版；年，商务印书馆筹编专供一般读者使用的《辞源》简编，年，《辞源》简编出版。30余年间，续编、增补、合订、简编等，都是在内容上不断充实、完善，但体例和宗旨都没有改变。[1]5-8
年，中央出版工作计划决定修订《辞源》《辞海》，新编《现代汉语词典》，并对三者进行了明确分工，确定将《辞源》修订成一部大型综合性古代汉语辞书。至年9月，《辞源》修订本四卷全部出齐，历时25年。《辞源》修订本单字仍按部首排列，收词条已达9.7万余条，总字数0余万。[1]8《辞源》修订本由吴泽炎、黄秋耘、刘叶秋主持编纂，前后多人参加修订工作。其中，吴泽炎20余年为《辞源》做了30余万张词条卡片。年，《辞源》修订本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1]8-13
通过对修订资料的检编，我们加深了对《辞源》的内容和民族文化性质的认识。《辞源》涉及面十分广泛。它以部为经，始一终亥，通过部首编排，以1万多字头和10万多复词的释义包括书证，全面系统地整理了古代文字、词、语，以及附着其上的广博的传统文化。全书万字，内容丰富详赅，人物风俗、山川地理，几乎尽揽其中，纵横勾连，既汇聚了语言文字学、哲学以及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等高雅的文化，也让传统的饮食文化、民俗文化和服饰文化等内容登堂入室，既呈现经史子集，也蕴含了诗词曲赋，显示出中华文化的渊源和参差多态的风貌。《辞源》编纂者与历次修订者始终秉承着服务社会、传承文化的宗旨，勤奋耕耘，一字一历史，一词一文化，字斟句酌，用字和词语为载体，传播着知识，传播着文化。
我们理解到，修订《辞源》不仅仅是一本辞书的修订，更是对古代文化知识的重新审视和阐释，是国家和社会需要的一项文化工程。我们每天徜徉其中，博览群书，欣赏和享受千年文化的盛宴。而在以后的修订过程中又不断从千百词条的查证、修补中充分享受了传统文化的滋养，这是我们心中最大的快乐。《辞源》修订完成以后，我们深深感受到，《辞源》不仅仅保留和传承了中华文化历史的财富，也是我们商务人给后人留下的一笔永存的精神财富。
三
《辞源》第三版历经八年修订，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年是准备阶段，项目组准备研究资料、文献语料，将铅排本改为激光照排版，完成词语百科分类，以及编辑、编务培训，项目组拟定修订方案与体例。第二阶段为—年，聘请主编、分主编和修订人员，完善体例，完成试修订，完成审稿、编辑加工和排版，修订工作全面展开并完成。
一般辞书的编纂与修订，主要由编纂者或修订者操觚完成，出版社编辑只是负责常规审稿、编辑加工和编务工作。但《辞源》的这次修订，除了修订者、审稿者的努力，《辞源》修订项目组编辑继承了商务印书馆辞书编纂的历史传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功不可没。
这次修订工作可以说凝聚了学界三部分专家力量。一是由主编和审稿专家组成的审稿力量，二是由分主编和修订者组成的修订力量，三是商务印书馆《辞源》项目组的编辑力量。[1]22
项目启动前，项目组编辑们就分工合作，花了多年时间深入地对《辞源》修订的历史、宗旨、体例和释义、书证等进行研究，对百年来历次修订的字头选择、注音模式选择等都做了详细考察，编辑们合作申报了《辞源百年修订与现代大型辞书研究》社科基金选题（连续三年没有申报成功，成为遗憾）。这些研究工作为《辞源》的修订提供了很多工作思路和建设性的意见。
本次修订注重顶层设计，聘请了何九盈、王宁、董琨三位主编，负责整体方案和体例制定，对稿件进行终审，对修订质量全面负责。并在全国各大高校、科研院所聘请20余位知名学者担任语词十二集和百科各组的分主编，围绕各个分主编组建了余人的修订队伍。这支队伍的许多专家后来又成为《汉语大词典》《辞海》的修订者，使很多辞书都受益。
大型综合性辞书修订都有“条条”“块块”之分，按部首顺序分部为“条条”，把某些学科领域的词目从各部首中取出来分科汇集，就是“块块”。
《辞源》收录的全部是古代汉语词汇，以字带词，语词与百科并存。正是考虑到该书的文化特性，本次修订坚持按“条条”和“块块”结合的模式修订，于是以此采取了相应的修订组织形式。“条条”以《辞源》的十二集分十二组，每集由分主编负责；“块块”分三组，也由分主编负责。编辑组同样也分成词语组和百科组，分别与修订的“条条”组与“块块”组对应。于是“条条”和“块块”同时铺开，开始了修订组与编辑组紧密配合的全程大流水作业。
根据本次修订“以条为纲，条块结合，块并入条，及早统合”的指导思想，总体上以十二集为轴，三组的百科条目、注音和字形字头与增补的内容，完成后归入十二集统稿整合。各组修订人员分工明确。分主编负责各集修订工作，包括任务分配、进度监控和质量把关。各集的修订人员负责该集内容修订，完成修订后由分主编负责审稿。项目组的责任编辑与资料人员为分主编和修订人员服务，提供相关资料，负责稿件流转，进行稿件编辑加工等。修订稿完成后由分主编审稿、签字，交予审稿专家审稿，最后由主编定稿、签字，交责任编辑编辑加工。先完成的先发稿，根据各集进度流水作业。责任编辑还要负责与主编和审稿人衔接。
这条修订流水线的重中之重在分主编。回想起来，由于各个分主编聘任的修订人员情况不同，有的请同事或同门师兄弟，有的请学生，执行力各有差别。与各集对应的责任编辑负责发稿、收稿、验收，再交审稿专家审定，最后合稿，编辑加工。流水作业，20余组，多人，都必须分别对待，落实到人，其中甘苦，外人难以体会。
修订刚开始不久，项目组的编辑就着手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对字头的选定、对注音模式和字音的甄别等。在修订体例的制定过程中，编辑与修订者一起写样稿，与审稿者一起审样稿，真正做到了心中有数。修订稿的试修阶段，编辑提前介入，对稿件进行编辑加工，并提出问题。修订工作全面展开后，编辑更是全程跟踪修订者、分主编、审稿者的修订进度，确保修订质量。
四
大型出版项目对出版人才的培养意义重大。一百年来，《辞源》的编纂和修订为国家和商务印书馆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出版专业人才。
这次修订基本上贯彻了“音义契合，贯通古今”的《辞源》修订思想，并且首先从项目组编辑开始践行。这不仅是修订的需要，也是“实战”中锻炼、培养辞书编辑队伍的方法。
在修订《辞源》过程中，我们逐步加深对辞书文化的认识。以前，对《辞源》的开创者和百年以来的历次修订者了解得不多。这次，通过整理《辞源》百年以来的各种资料，我们对《辞源》修订历程和重要历史人物的认识也日益加深。从20世纪初主持初版编纂的陆尔奎、方毅，合订本的傅运森，到修订本的吴泽炎、刘叶秋等人。每当看到他们曾经改动过的稿件，就揣测他们修改时的心态、理念，心中充满尊敬与感激。（这些资料郑州大学图书馆保留了一些，很多流落到了社会上，令人遗憾。）《辞源》不仅使商务印书馆在经济上出现了繁荣，而且也开始呈现出文化事业上的辉煌。每一次，这些杰出的辞书人物的涌现，都会使商务印书馆的辞书队伍和辞书重镇的模样渐显。可以说，《辞源》修订工作是延续着前贤们的伟大事业，延续着传统的辞书文化。
商务印书馆的辞书编撰与修订历经百年，每次都带动了一拨一拨编辑人才的成长，使得商务印书馆的辞书编辑队伍不断壮大。在这次新的修订中，怎样做传统文化的编辑，怎样站在时代的高度，推动辞书文化的发展，是日日萦回在我们脑际的问题，到现在也仍然挥之不去。这种使命感、责任感，让商务印书馆的辞书编辑在这次《辞源》修订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提升了我们自己的能力。
几年的孜孜以求，爬梳剔抉，与修订者、审稿者的共同工作，探索讨论，加深了我们对《辞源》百年来历次编纂与修订的先贤时俊们的了解。也由此证明，我们个人的选择只有和时代的需要结合起来，才有意义。作为一名编辑，一生中可能会编很多书，而真正有意义、有价值，能够流传后世的书，不是所有的编辑都能遇到，特别是像《辞源》这样出版百年的大型辞书。我很荣幸，而且还可以参与到后续的维护与开发，与文化传播的崇高事业同发展，这种经历不就是人生最大的幸运与快乐吗？赵克勤先生曾经说：“要感谢时代，如果《辞源》早几年修订或者晚几年修订，就没有我们这些人什么事了。”
五
《辞源》百科条目和注音问题是这次修订中的两大难题。
《辞源》是一部以字头和词目形式反映中华民族历史、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综合性大型辞书。修订之始，我们就比较了目前大型辞书的特点，将所有百科词条按人名、地名、器物、服饰等分类，有4万余条。有些词目内容是大家都熟悉的，很多词目内容是大家不熟悉的，由于参与的修订者多数是高校从事汉语史研究的专家，对语言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研究较多，而对百科诸如动物、植物、器物等较少研究，如果这些条目放在以十二集为轴的“条条”中修订，修订者肯定生疏而费时，必有疏漏或失误。有鉴于此，我们采取了“条条”和“块块”结合的模式，在高校、社科院组建了百科的专修队伍，聘请社科院历史所专家和高校熟悉古代文化的汉语史专家学者，进行专项修订和专项审订。由于有相关专家的操作把关，这些百科条目的修订质量和时间就有了保证，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辞源》的注音问题也是一样。注音是辞书编纂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性也特别强。修订注音前，我们就对现有的大型辞书注音模式做了研究，收集到了全部古代注音资料和现代大型辞书的注音模式。研究到位了，其他问题迎刃而解。
例如，选哪一种古音理论作《辞源》的注音的指导呢？经过对理论的研究和对各种辞书注音的反复比较和细心鉴别，我们认为，王力先生关于古汉语的上古音、中古音理论较成熟，较合适，而且在《王力古汉语字典》中也有实践，被大家普遍接受，认为可以据此实施。这个注音体系对汉语语音史的发展变化有较好的说明，有利于读者进一步理解语音的演变和发展。《辞源》注音体系独特，与字形、释义关系密切，力求反映汉字音义的历史演变，做到音义契合，古今贯通。[1]考虑读者需要，注音分为三段：现代音（注音字母和汉语拼音）+中古音（据《广韵》和其他韵书）+上古音（上古韵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