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J作者按字母排序对中国经济学家就业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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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

本文是针对《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作者、智力协作和高技能移民（AlphabeticalAuthorOrder,IntellectualCollaborationandHigh-SkilledMigration）》的一篇论文解析，该论文于年4月发表于《经济学杂志（EconomicJournal）》上。该研究作者包括WenchaoLi,和JunjianYi。

问题提出和假说解释

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学发表的作者排序对姓氏首字母在字母表排序靠前的经济学家有更大的好处。然而，在现有的关于这一主题的实证研究中，可能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由于除经济学出版物之外可能存在的排序效应，姓氏首字母可能与其他潜在的混杂因素相关。

本文中，作者在中国情境下考察了发表按作者首字母的字母排序的后果：因为在中国文化中，除国际经济学期刊上的联合出版物外，很少有按照作者的首字母顺序排列。相反，名字通常是根据姓氏的笔画数列出，而与首字母的汉语拼音不相关。图1即显示了中国人在字母表的第一、中间和最后一部分姓氏首字母的比例。从图中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学家的姓氏首字母和就业安排之间的关系是作者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结果。

除字母顺序外，中国的学术体系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美国不同，第一作者身份对于评估中国经济学家的表现至关重要。因此，包括海外经济学家在内的中国经济学家高度重视第一作者身份。然而，考虑到字母顺序是国际标准，当他们与美国合著者合作时，他们成为第一作者的机会很小。这是因为中国姓氏的字母表开头通常比美国姓氏更晚（图2）。

根据强调第一作者身份的学术评估标准，基于贡献的作者排序在中国盛行，使得第一作者身份更容易获得。首字母排序和第一作者的双重因素阻碍了中国经济学家与美国经济学家的知识分子合作，并激发了他们在中国工作的动力。对那些姓氏首字母排序较后的中国经济学家来说，离开美国并在中国工作的动机更大。作者正是利用以上特征，在中国情境下考察了发表按字母排序的影响。

数据来源

作者选取了两个数据库：第一个是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博士数据，第二个是在指定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经济学家数据。

关于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博士数据。作者收集了毕业于经济、物理和统计院系排名前50的学校在年至年期间的中国博士数据。在这段时间中国研究生在美国大学的数量大幅增加（国际教育学院，）。数据主要收集于这11个院系过去在网上发布的博士职位。对于网站没有包含此类信息的院系，作者联系了招生办公室，以获取过去就业市场候选人的信息。作者还从教师的主页、主要媒体平台（主要是脸书和领英）上的社交资料和个人网络中获取了相关信息。

对于有国籍信息的博士，可以很容易地确定中国人的身份。而对于那些没有这些信息的人，作者根据人口普查检查了他们的姓氏是否是个最常见的中国姓氏之一。拥有这些姓氏的中国人占我国总人口的90%以上；占汉族（中国最大的民族）的99%。此外，作者还排除了在中国以外获得学士学位的博士（约占样本的5%）。该样本总共有个观测值；个是经济学博士，个是物理学博士。作者分别记录了姓名、性别、博士领域、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的排名、博士完成年份、毕业时的就业安排和机构类型。

表2显示了描述性统计。在样本中，男性（58.3%）略高于女性；27.3%在获得博士学位后返回中国；54.9%在学术机构工作；28%来自排名前15名的大学；90.8%的学生在年之后获得学位。

除博士样本外，作者还收集了一组在年至年的50种经济学期刊上有过发表的经济学家数据。对此，作者将数据集与从经济学院系网站上收集的美国经济院系的教员样本进行匹配，以检查经济学家是否在其中一家机构工作。

这个数据集比博士数据集更广泛。共有位中国（位非中国）经济学家，其中1名（15,）在A期刊上发表，篇（4,）发表在A+期刊上。

此外，作者通过绘图显示了经济学领域的博士和其他两个学科的博士之间的姓氏首字母并没有很大的差异（见图3）。

实证分析

移民决定：来自在美毕业的中国博士生的数据

而后，作者实证检验了中国经济学家的姓氏是否对他们的就业机会有任何显著影响。作者首先使用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博士数据，然后使用从出版记录中提取的经济学家的数据。

具体来说，作者估计了以下回归方程：

其中因变量Returni当博士生在毕业后离开美国，并在中国工作取1，而在其他情况下取0。感兴趣的是Initiali的系数α1，它使用两个虚拟变量衡量，一个表示K-T范围内的首字母，另一个表示U-Z范围内的首字母(省略的基线组是首字母为A-J范围内的博士生)。作为稳健性检验，作者还将姓氏首字母编码成1到26之间的数字(“A”对应1，“B”对应2，等等)。而关于控制变量，作者加入性别，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是否排名前15名，是否属于学术机构，和是否年后毕业的虚拟变量。εi表示误差项。

关于方程（1）中α1的估计，如果姓氏首字母与误差项相关，则可能会有偏差。但如前所述，在中国，大多数文章的作者顺序取决于汉字姓氏的笔数，而与汉语拼音的首字母没有明显关系。因此，似乎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来解释中国姓氏的首字母如何与个体特征相关联。对此，作者也使用了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人的重要社会经济结果与姓氏首字母并不相关。此外，作者表示在其样本中，经济学博士和物理/统计博士的姓氏初始分布相似。

基于经济学博士样本的线性概率模型(LPMs)的回归结果报告在表3的PanelA中。列（1）和列（2）分别为不包含附加协变量和包含协变量的模型。两者都表明，如果中国经济学家的姓氏开头是(K-T)或(U-Z)，而不是前三分之一(A-J)，那么他们毕业后更有可能回到中国。列（3）和列（4）将姓氏缩写转换为数字缩写的形式，后者控制了所有协变量。以上回归也得出了一致的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学家的姓氏首字母越靠后，他们就越有可能回国。在所有列中，姓氏首字母的系数估计不仅具有统计学意义，在经济上也具有实质性意义。

为在分析中更好地使用中国的物理学家和统计学家作为对照组，作者继而估计了以下回归方程

Econi在博士生学习经济学时取值为1，而如果学习物理或统计学，则等于0。其他变量的定义与方程（1）中类似。这里的交互项系数β3是感兴趣的系数。表3的panelB报告了结果。可见中国经济学家与中国物理学家和统计学家相比，如果他们的姓氏首字母在排序的中间或后三分之一(当与排序在前三分之一对比时)，博士毕业后有16-21个百分点更大的概率在中国工作。将姓氏首字母转换为1-26产生了类似的结果：列（4）表明，相对于物理学家和统计学家，字母的姓氏首字母是接近末尾的字母会使中国经济学家回到中国的概率增加约一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当姓氏首字母从“A”移动到“Z”时，中国经济学家回到中国的概率增加了大约25个百分点。

令人欣慰的是，直接的回归结果和双重差分的结果都表明，末尾的姓氏首字母会导致中国经济学家在美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的回归。此外，如上所示，在控制了一系列协变量后，α1的估计变化很少，这进一步减轻了姓氏首字母内生性的问题。作为扩展，作者还检查了姓氏是否会影响他们的工作类型。一般的解释意味着，那些姓氏首字母晚的人不太可能在学术界工作；如果他们这样做了，由于作者顺序规范，他们还会经历更多的困难。作者发现的结果与这一预期一致。

美国顶尖大学的就业情况：来自经济学家和出版物的证据

下面作者考虑了美国顶级经济院系的就业情况，并提供来自在著名经济学期刊上发表文章的经济学家的证据。此目的是为了利用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博士的数据来补充上述关于姓氏首字母和就业安排之间关系的分析。

作者首先用图示分析：如图4所示，对于在五种A+期刊上有过发表的中国经济学家来说，那些在美国经济前50院系工作的人的姓氏比不在前50院系工作的人排序靠前；随着更多期刊——20种A期刊和50种期刊被包括在内，在美国顶级经济院系工作的期刊和不在顶级经济院系工作的人的差距尽管很小，但仍然很明显。相比之下，对于非中国经济学家来说，姓氏首字母的分布差距不是很大。

随后作者进行了正式的回归：

其中因变量USTop50j在经济学家j在美国50大经济院系之一工作时为1，否则为0。变量Intialj的定义与之前类似，其系数θ1是兴趣变量。

方程（3）没有控制额外的协变量，因为根据大样本量，收集个体似乎非常困难，这些样本是从所选经济学期刊的发表记录中提取的。也很难在其他学科中找到类似的研究人员来作为对照组。例如，从物理期刊上的发表记录中提取的物理学家样本似乎不利于分析目的：在一个给定的时期，物理期刊上有更多的出版物，同时平均而言，与经济学相比，物理出版物的合著者更多。然而，如前所述，作者预计中国姓氏与公式（3）中的误差项εi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因此，θ1的估计是无偏的。

表4报告了对中国经济学家使用LPM模型的回归结果。标准差聚类在发表刊物上。列（1）显示，对于那些论文A+期刊，姓氏首字母排序中间或最后三分之一，而不是前三分之一，分别使得在排名前50名美国大学工作的概率下降了10至19个百分点；而在列（3）至列（4）和列（5）至列（6）中报道的效应是分别使用20种A期刊和50种期刊进行估计的结果，结果逐渐减小。特别是，列（3）显示了从字母表的中间或最后三分之一开始的姓氏首字母将在美国前50名大学之一工作的概率降低了约3个百分点。

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也提出应谨慎对待上述结果。中国经济学家是否在美国经济院系的前50名之一工作，还取决于两个可能的相关因素。第一个问题是他们是留在美国还是返回中国；为此，该分析与之前的移民分析密切相关。第二个问题是，他们是在美国前50大经济院系之一工作，还是在另一家美国机构工作。具体来说，对于第一个问题，作者的一般解释意味着姓氏首字母排序较后的中国经济学家在美国工作的可能性要更低（即更有可能返回中国）。对于第二个问题，姓氏首字母排名较后的经济学家不太可能在美国顶尖大学工作（更可能在排名较低的美国大学工作）。

正如作者所讨论的，许多在A+期刊上发表文章的中国经济学家都是基于美国的，使用这个样本可能会引入一些选择偏差。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样本，他们的姓氏对美国前50所大学就业安排的影响反映了上述两种同一方向，并且共同产生更大影响的效应。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表4中第（1）和（2）列中的估计比表中其他列中的估计要大。因此，这些估计主要反映了上述的第一个影响：中国经济学家是在美国工作还是在中国工作。虽然选择偏差可能没有被完全消除，但作者表示使用20A期刊和50种期刊的样本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此问题，分别对应表4的（3）和（4）、（5）和（6）列。

研究结论

本文考察了作者按字母排序对中国经济学家就业安排的影响。作者发现，仅仅因为按字母顺序排列，且与个人特征无关的姓氏首字母，那些姓氏首字母排序靠后的人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者更有可能回到中国，而更不可能在美国顶尖大学工作。这可能会阻碍他们长期的学术职业发展、合作视角，以及更重要的整体的经济研究。作者没有考虑具体何种作者排序是最优的，而是表明了不同国家之间这些规范的不对称导致了经济学家在国际的分配不当，对该职业造成了损失。由此，作者呼吁和谐的学术惯例以鼓励经济学家之间的知识合作，从而加强经济学研究。

参考文献

Li,W.,Yi,J.().AlphabeticalAuthorOrder,IntellectualCollaborationandHigh-SkilledMigration.TheEconomic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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