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较长时期里，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是新闻传播学和体育学研究中不被重视的部分。按照美国学者劳伦斯·文内尔LawrenceWenner的说法，由于传播学界长期忽视体育领域的研究，因此体育学研究也就顺理成章地屏蔽了传播学研究[48]。体育传播研究是体育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方向。在体育新闻学、体育与媒介研究以及体育传播学中，体育新闻学隶属于体育与媒介研究，体育与媒介研究从属于体育传播学[12]。虽然出现时间并不晚，但体育新闻传播研究长期停留在对体育媒体的研究，广义概念上的体育传播学研究一直滞后于体育新闻学和体育与媒介研究。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传播学理论体系的逐渐成熟和发展，体育传播学的研究开始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一举超越了之前勃兴的体育新闻学和体育与媒介研究。国际体育传播领域的学术论文、论文集和著作层出不穷，该研究领域的学者正逐渐从传统的传播学和体育社会学领域抽离出来，逐渐成为专业研究人员。英文期刊《体育媒介学刊》JournalofSportsMedia、《国际体育传播学刊》InternationalJournalofSportCommunication和《传播与体育》CommunicationSport从年到年相继诞生，中英文书刊《现代体育传播》也于年创刊。不仅如此，体育传播领域内的国际学术组织也开始出现。年，国际传播与体育学会成立，在短时间内吸引了来自北美洲、欧洲、亚洲、大洋洲和南美洲的数百名学者入会。与此同时，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如果说年由阿瑟·雷尼ArthurRaney和时任国际传播学会会长的詹宁斯·布莱恩特JenningsBryant主编的《体育与媒介手册》[35]是当时体育与媒介研究的集大成作品的话，那么诞生于21世纪10年代的几本新作宣告着相关研究已经完全步入体育传播研究阶段，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美国学者保罗·彼得森PaulPederson组织全世界10多个国家的70多位学者编撰的《鲁特莱奇体育传播手册》于年出版，另一位美国学者安德鲁·比林斯AndrewBillings编纂的《鲁特莱奇新媒体与体育手册》在年出版。这两部论文集的问世是体育传播研究领域迈入新阶段的标志性成果。
根据华裔美国传播学者徐开彬的观点，跨文化传播学者对待文化差异的态度有防御和适应两种。防御态度把差异视为误解和冲突等问题的来源，适应态度在避免误解和冲突的视野内看待差异，试图适应对方的文化[13]。中国的体育传播研究起步较晚，与西方体育传播研究的交融始于年前后。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为配合北京奥运会的召开，于年举办过“全球化体育事件与体育传播”国际学术会议，并出版了会议论文集。随后，该中心还曾在SSCI期刊《国际体育史学刊》上组织专栏稿件。但这一系列学术研究随着北京奥运会的结束即告一段落。在年首届成都国际体育传播高端论坛进行时，参会的国际嘉宾中云集了国际体育传播研究领域在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的几位学者。但当时他们研究的视域和方法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还是比较陌生的；与此同时，中国学者的观点也很难引起国际学者的共鸣。当时中西学者对待文化差异的态度主要是防御层面。到年第二届高端论坛进行时，中外学者之间已经能够产生互动并且有深度的融合，中国学者开始介入到国际体育传播研究领域的跨国合作，钟新、郭晴、唐建军、魏伟等先后参与体育传播“国际纵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多位国内从事体育传播研究的青年学者到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等国从事访问学者和博士后研究，更有一批海外华裔学者加入到国际体育传播研究队伍中来。到年第三届高端论坛时，国际学者已经纷纷开始重视这一东西方研究的重要场所，中国学者逐渐成为国际体育传播领域的重要力量。但是，我们不得不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体育传播研究与国际体育传播研究还存在相当明显的差距。那么，进入21世纪10年代之后，国际体育传播研究究竟有哪些新动态、新方法、新观点？中外体育传播研究的差距体现在哪些层面上？跨文化传播的差异与文本间性如何呈现？这些问题可能是困扰中国体育传播学者的一些重要问题。也成为本研究的缘起。
在过往的国内研究中，对体育传播类研究展开数据库和学科分析的相对缺失。不过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值得借鉴。郑海燕对-年期间中国（包含香港和台湾地区）学者在SSCI、AHCI和ISSHP上的十年发文状况开出了22份报告[16]，这是相关领域研究的重要模板。高奎亭等对-年之间我国体育科学研究在SSCI和AHCI期刊发文的情况进行了定量研究[6]，得出的结论是国内研究主要是以香港地区的学者为主，国内体育科研的国际化道路还很漫长。张志安和贾鹤鹏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在SSCI期刊上的发文情况展开过研究[15]，发现进入年之后中国学者的国际话语权实现了较大的突破。王贤文等对SSCI期刊中人文地理学期刊的分析运用到了布尔逻辑运算[9]，具有较强的量化研究色彩。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地理学在国际学术领域的地位正稳步提升。方红玲将年我国与G7国家和新兴国家SSCI收录情况进行了对比研究[4]，但其推导出的结论和建议并无太多实际意义。曹树金等通过对-年期间SSCI和CSSCI数据库中的知识图谱的研究[3]，厘清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流派和发展趋势，逻辑比较清晰。从这些研究不难发现，国内人文社会领域研究者对于国外期刊，尤其是SSCI和AHCI核心期刊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与西方学术界交流融合，在国际学术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日益成为中国体育传播学者努力的方向。
1研究路径与方法
本研究在作者之前对国际体育传播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年出版的《国际体育传播学刊》InternationalJournalofSportCommunication、《体育媒体学刊》JournalofSportsMedia、《传播与体育》CommunicationSport、《大众媒介与社会》MassCommunicationandSociety、《媒介文化与社会》MediaCultureSociety、《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InternationalReviewfortheSociologyofSport、《体育与社会事务学刊》JournalofSportSocialIssues、《社会中的体育》SportinSociety、《体育社会学学刊》SociologyofSportJournal、《足球与社会》SoccerSociety、《国际体育史学刊》TheInternationalJournaloftheHistoryofSport、《欧洲体育社会学学刊》EuropeanJournalforSportandSociety、《体育史》SportinHistory、《体育史评论》SportHistoryReview、《体育哲学学刊》JournalofthePhilosophyofSport、《体育、伦理与哲学》Sport,EthicsandPhilosophy、《传播学刊》JournalofCommunication、《新闻学》Journalism、《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Theory、《电视与新媒体》TelevisionNewMedia、《新媒体与社会》NewMediaSociety、《视觉传播》VisualCommunication、《写作传播》WrittenCommunication、《新闻学研究》JournalismStudies、《媒介传播中的批判研究》CriticalStudiesinMediaCommunication、《人类传播研究》HumanCommunicationResearch、《亚洲传播学刊》AsianJournalofCommunication、《中国传播学刊》ChineseJournalofCommunication、《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Research、《欧洲传播学刊》EuropeanJournalofCommunication、《传播与批判/文化研究》CommunicationandCritical/CulturalStudies、《传播专著》CommunicationMonographs、《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Theory、《广播电视与电子媒介学刊》JournalofBroadcastingElectronicMedia、《大众媒介伦理学刊》JournalofMassMediaEthics、《聚合：国际新媒体技术研究学刊》Convergence:TheInternationalJournalofResearchintoNewMediaTechnologies、《连续：媒介与文化研究学刊》Continuum:JournalofMediaCulturalStudies、《国际传播公报》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Gazette、《国际传播学刊》InternationalJournalofCommunication、《传播：欧洲传播研究学刊》Communication-EuropeanJournalofCommunicationResearch、《国际语言与传播障碍学刊》InternationalJournalofLanguageCommunicationDisorders、《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传播障碍季刊》CommunicationDisordersQuarterly、《语言与跨文化传播》Languageand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社会学》Sociology、《英国社会学学刊》BritishJournalofSociology等46种期刊(其中39种为SSCI或AHCI来源期刊)中的篇体育传播研究的论文和worldcat系统检索主题为“体育传播”的本论文集和著作采用文献资料法、数据统计法和逻辑分析法，将研究对象进行归类整理。检索时间为北京时间年1月15日10:00。
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10年代之后，国际体育传播研究较之以往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国际传播与体育协会的成立，相继于年、年和年发刊的《体育媒体学刊》、《国际体育传播学刊》和《传播与体育》使体育传播的研究逐渐脱离过往传播学和体育社会学等母学科的束缚，研究更加独立和专业。《传播与体育》主编劳伦斯·文内尔教授指出，今天的体育传播研究已经不可避免地与包括文化研究、性别研究、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心理学、哲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融会贯通[45]。较少刊载体育类论文的《社会学》[37]和《英国社会学学刊》[26]期刊分别在年和年推出了伦敦奥运会专辑和足球与媒介关系的特刊，组稿的影响力相当大。另一方面，多学科的融合也让体育传播研究朝着更加宽广的视野、更深入的发展方向前行。在前进的过程中，体育传播研究较之以往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向和偏向。
2国际体育传播研究中的转向
通过研究中的数据表明，-年期间，国际体育传播研究的转向有如下五大特征：从媒介体育研究转向真正意义上的体育传播研究；从量化研究为主转向多渠道多方法的研究；从传播学经典范式转向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从文字传播主导转向影像传播研究；从传统媒体研究转向新媒体研究。
2.1从媒介体育研究转向真正意义上的体育传播研究
在这一时期的体育传播研究中，公共关系传播、迷群问题和传播心理研究等领域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有取代过往单纯研究体育新闻规律和媒介与体育关系研究的趋势。其中，公共关系传播研究和传播心理研究从数量上分别占据9.2%和11.5%。体育迷群研究逐渐成为体育传播研究的重点，占据总量的8.7%。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由瑞典人罗伊·克罗威尔RoyKr?vel和索雷·洛克斯沃德ThoreRoksvold主编、以欧洲学者为主体完成的论著《我们热爱互相憎恨：媒介化足球迷文化》[31]。该研究从文化研究的视角解构了体育迷群，是一个兼具深度和广度的研究。美国学者大卫·苏特拉DavidSutera从电子媒体时代体育迷的特征出发，对2.0时代体育迷在社交媒体的表现展开研究[42]。这一学术成果成为了体育迷群研究的又一个经典范例。
2.2从量化研究为主转向多渠道多方法的研究
在这一时期的国际体育传播研究中，量化研究的比例从过往的占压倒多数逐渐萎缩，即使在量化研究的大本营北美地区也是如此。在-年期间，《国际体育传播学刊》共发行24期篇论文，论文数量居所有学术期刊之首。该期刊发表的论文中，量化研究的比例在54.7%左右，较之年之前下降了7.5%。美国学者的发文比例在61.9%。《体育媒介学刊》共发行12期共87篇论文。其中量化研究的比例达66.7%，较之年之前下降了8.1%。美国学者的发文比例在93%左右。由于该期刊在年更换了主编，由学者变成了原业界从业者，因此在论文题材和内容的选取上有较大的变化。《传播与体育》是国际传播与体育协会的会刊，由前《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和《体育与社会事务学刊》主编劳伦斯·文内尔担任创刊主编。该期刊自创刊以来共发行11期76篇论文。论文中批判研究和文化研究类的论文占47.4%，具有鲜明的人文精神。其中在创刊号中汇聚了文内尔、大卫·洛弗DavidRowe、保罗·彼得森、史蒂芬·杰克逊StevenJackson、阿瑟·雷尼、雷蒙德·鲍耶RaymondBoyle、加里·万内尔GarryWhannel、迈克尔·里尔MichealReal和托尼·布鲁斯ToniBruce等长期从事国际体育传播研究的专家学者的作品。《传播与体育》虽然创刊时间短，但已经成为众多体育传播研究学者重要的学术阵地。
图1学术论文中研究方法的使用比例图（有交叉）
如图1所示，在所有篇论文中，量化研究的论文数量是篇，只占据总量的36%。质性研究的比例在逐渐加大，质性与量化结合的研究比例也在提升。批判性研究有74篇论文，占总量的9.6%。通过研究不难发现，跨学科、多渠道、多方法的研究显著增多。
2.3从传播学经典范式转向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文内尔认为，当下的媒介体育研究已经被“媒介化”和“体育化”的逻辑影响[44]。如图2所示，在年到年这一时期，国际体育传播研究从文学、文艺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心理学、文化研究、历史学、符号学、叙事学、阐释学、现象学、修辞学、美学、语言学等学科进行体育传播研究的学者和成果越来越多。研究从过往较为单一的社会科学研究为主体开始逐渐向人文科学渗透，甚至有向自然科学跨界的趋势，学科“杂糅”的特点已经显露无疑。在《传播与科学》的创刊号上，来自6个国家的16位学者分别从媒介化与文化研究、国家与全球化、奇观与重大赛事、制度与策略、传播策略与管理、民族志与组织、报道与记者、新闻学与数字文化、广告与营销文化、男人与男性化、女人与女性化、异性恋与性别认同、名流与民族、欣赏与性格、迷群与社会关系、阅读体育与叙事伦理16个层面对传播与体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述[46]。这是体育传播研究领域大幅度拓展的一个佐证。但事实上，即便是这16个领域，仍然无法完全涵盖体育传播研究的全部维度。
图2学术论文中学科分类图（有交叉）
21世纪10年代之后，体育传播研究多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两本厚重的论文集。《鲁特莱奇体育传播手册》是年由《国际体育传播学刊》创刊主编保罗·彼得森教授集聚了11个国家和地区的77位学者出版的、共5部分50篇论文的体育传播研究著作[33]。研究涵盖了当前体育传播研究的前沿、方法论等基础理论，具有国际视野，因此成为国际体育传播研究的经典著作。《鲁特莱奇体育与新媒体手册》是安德鲁·比林斯和玛丽·哈丁MarieHardin于年出版的有关体育与新媒体研究的前沿著作[18]。研究共分为5大部分共31篇，基本上囊括了当前体育与新媒体研究的主要议题和内容。这两部作品的问世是体育传播研究转入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标志。
2.4从文字传播主导转向影像传播研究
较之文字传播，影像传播更容易溶于异质文化，因此成为跨文化传播中相对容易输出意识形态的部分。美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认为，现代社会空间完全浸透了影像文化，萨特式颠倒的乌托邦空间，福柯式无规则无类别的异序，所有这些，真实的，未说的，没有看见的，没有描述的，不可表达的，相似的，都已经成功地被渗透和殖民化，统统转换成可视物和惯常的文化现象[5]。因此，体育影像，尤其是电视体育的跨文化传播成为各国各地区展开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场域[10]。
从年开始，有关体育影像传播，尤其是电视体育传播的研究有增无减。比利时学者汤姆·埃文斯TomEvens、英国学者佩德罗斯·伊奥斯菲迪斯PetrosIosifidis和保罗·史密斯PaulSmith的《电视体育转播权的政治经济学》[25]对近期电视体育转播权展开了学理研究，既有深度也有广度，不啻为体大思周的研究。杰伊·谢雷尔JayScherer和大卫·洛弗主编的《体育、公共广播电视与文化公民权：失落的信号？》[39]对电子时代逐渐式微的体育广播电视的发展现象和前景展开理论探讨，十几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对体育媒介中的文化公民权问题展开了反思和批判性的思考。布雷特·哈钦斯BrettHutchins与大卫·洛弗有关电视体育的讨论还延展到了新媒体的领域[29]，这是之前的研究中是比较少见的。美国学者丹尼斯·丹宁格DennisDeninger对电视体育背后的神话进行了梳理，他的研究《电视上的体育：你所看到的怎样和为什么》[24]兼具业界的专业性和学界的学理性，是对过往研究的深入探讨。从研究总量上来考察，在跨国跨文化研究中，影像传播和多媒介传播研究的比例已经明显高于文字传播。
2.5从传统媒体研究转向新媒体研究
在这一时期内，国际体育传播研究从传统媒体研究转向新媒体研究的趋势比较明显。在被统计的学术论文和著作中，体育新媒体研究占据的比例达到25.2%，几乎已经可以跟包括平面和广电等传统媒体研究的26.3%等量齐观。尤其在进入年之后，体育新媒体研究的总量已经超越传统媒体，这一转向在短期内也许是不可逆的。
有关新媒体与体育的关系、法律法规问题、道德问题都成为了体育传播学者的研究议题。澳大利亚学者布雷特·哈钦斯和大卫·洛弗编纂的《电子媒介体育：网络社会的技术、权力和文化》[28]借用十几位文化和传播学者的智慧，对体育新媒体与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展开探讨，是一部兼具理论性和时效性的重要论著。学者卡特里安·列斐伏尔KatrienLefever的《新媒体与体育：国际法律视角》[32]从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探讨了新媒体与体育的关系问题。体育电子游戏是近十年来体育传播研究的一个难点问题。在-年内，有关体育电子游戏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米亚·康萨尔沃MiaConsalvo、康斯坦丁·米特古奇KanstantinMitgutsch和亚伯拉罕·斯泰恩AbrahamStein主编的《体育游戏》[23]对有关体育电子游戏的基础理论予以观照，这在以往是不多见的。安德鲁·比林斯和布罗迪·鲁伊里BrodyRuihley撰写的《体育经纪游戏产业：游戏中的游戏》[19]对方兴未艾的体育经纪游戏进行了系统研究，该研究也实现了在这一领域的突破。
3国际体育传播研究中的偏向
通过研究不难看出，年之后的国际体育传播研究中存在一定的研究偏向。这种偏向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五个特征，即英语帝国主义和西方体育项目主导依然突出；西方意识形态主导依然突出；女性主义题材依然突出；体育明星题材依然突出；强调全球化、后现代和全媒体语境依然突出。
3.1英语帝国主义和西方体育项目主导依然突出
美国学者罗兰·罗伯森RolandRobertson清晰地指出，所谓的“全球性”仍然被默认为是在西方视角下[7]，西方中心主义、英语帝国主义仍然肆虐。在21世纪10年代后的国际体育传播研究中，英语论文和著作的比例在86.8%左右。多数母语非英语的专家学者也希望通过在英语期刊和论文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导致这一趋势还在不断加剧。在非英语研究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等欧洲语言相对较多。根据作者对国内（不含港澳台地区）著作和论文的不完全统计，-年国内共出版体育传播类著作和论文集69本，发表体育传播类学术论文篇，较之-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与英语研究相比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
语种
数量
英语
法语
德语
28
西班牙语
13
泰语
11
意大利语
8
日语
5
捷克语
3
俄语
2
荷兰语
1
希伯来语
1
印尼语
1
威尔士语
1
古吉拉特语
1
拉丁语
1
孟加拉语
1
越南语
1
波斯语
1
表1各语种在论文集和著作中出版情况对比
英国学者约翰·汤姆林森JohnTomlinson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全球化文化传播中的主要表现形态。进口的文化产品中包含了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8]。文化帝国主义汇集了一系列主导话语：美国主导欧洲，在世界上西方主导非西方，核心主导边缘，现代世界主导迅速消失的传统世界，资本主义或多或少主导其它所有的制度及其所有的人[14]。事实上，即使在欧洲，由美国人主导的棒球、篮球和冰球也是青少年热衷的运动。在今天的中国，多数青少年热衷的体育文化来源于NBA和欧洲足球。在年到年这一周期的国际体育传播研究中，足球、网球、橄榄球、高尔夫球、棒球、冰球等由西方主导的体育项目仍然占据明显的优势，这与国际体育传播研究的传统是密不可分的。根据德国学者托马斯·霍尔基ThomasHorky和荣格-乌韦·尼兰德J?rg-UweNieland的研究，在国际体育媒体中，报道比重最大的是足球，几乎占到41%，接下来依次是网球（8%）、英式橄榄球（5%）、板球（5%）、冰球（5%）、自行车（4%）、篮球（4%）、澳式橄榄球（3%）、高尔夫球（3%）和马术（2%）[27]。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一时期，国际体育传播研究中的跨国跨文化研究也越来越多。多家学术期刊，多本论文集和著作都吸纳了跨国跨文化研究，而且这种跨界研究不再只是过往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携手”，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和西方学界中具有“东方元素”的学者也开始逐渐发声，这对国际体育传播学界从一种声音走向多声部具有重要意义。据不完全统计，在至年期间，有中国籍学者参与的国际学术论文和研究就超过14篇（本），3名中国学者在相关国际学术期刊中任职或担任编审，这为中国学者在国际传播领域赢得了到一定的话语权。
3.2西方意识形态主导依然突出
从年到年，国际体育传播研究中的西方意识形态主导偏向比较显著。著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Said指出，可以将东方学描述为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就是把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1]。他认为，西方文化的特点，就是要求对西方知识的学习或对非欧洲世界的表现，既是对那些表现的研究，也是对它们所代表的政治力量的研究[2]。从这层意义上来说，21世纪10年代之后国际体育传播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西方意识形态主导的研究，甚至包括绝大多数东方学者的研究，它们试图表达的仍然是一种承载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政治观点。这种偏向在长时间内可能很难逆转。美国学者金伯利·比塞尔KimberlyBissell和史蒂芬·佩里对StephenPerry年北京奥运会和年温哥华冬奥会进行了有关《奥运会、媒介与社会》[20]研究，这一组研究比较具有针对性，但在研究中还是流露出较为明显的西方意识形态中心论的倾向。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一些本土学者也尝试在研究中输入本土价值观。在对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主任江和平的访谈中，魏伟将江和平在央视体育频道栏目布局中典型的传统中国文化思潮给予了较为明确的阐释[43]。国内目前具备核心品牌效应的职业联赛，没有举世公认的核心体育赛事，没有主导价值形态的体育项目出现在奥运会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直接影响到国家体育软实力的提升[11]。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包括龙舟大赛、武林大会等赛事和栏目都打上了比较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的烙印。但由于这些栏目目前的国际影响力还比较有限，需要进行更多的推广和传播，假以时日才有可能影响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文化。
在当前的国际学术合作中虽然已经有来自中国的声音，但钟新[41]、郭晴[17]、唐建军[49]和魏伟[40]在所参与的研究中大都处于弱势方，无法主导研究的进程和价值取向。国内学者中只有蒋俏蕾的研究相对独立，但研究主体还是中国香港的四家报纸媒体对于北京和伦敦奥运会金牌运动员的报道[34]。魏伟参与的由德国学者牵头的巴西世界杯电视转播的跨国研究更是由于中国队的缺席，导致中国内地的数据和结果无法公诸于众。
3.3女性主义题材依然突出
在年之后的国际体育传播研究中，与女性主义和性别主义相关的主题占据研究总量的38.7%。而且，研究者从过往的以女性学者为主逐渐转为男女学者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