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的周作人
编者按
本公号上期推送萧雯佳博士的《聚星月刊上的“东郭生”——评周作人系狱时期的7篇集外文（-）》一文，本期分上下两篇，全文推送周作人这七篇发表在《聚星月刊》上的集外文，原文以《周作人集外文辑录》为题，发表于《现代中文学刊》年第6期，感谢萧雯佳博士授权发表。
周作人集外文
周作人
修养的读书
修养的方法可以说有好些，而读书总是其重要的一个，读书的用处也有好些，而修养也是其一。有如为了学问与技术而读书，那是专门的事业，当然是另一回事，我们所说的乃是学问技术外的读书，不是事业或职业上的工作，只是闲暇时的涉览，一面感到兴趣，一面也得到裨益，这就是我们所说修养的读书了。
这种读书的好处，简单的说一句，是使得我们明事理。分开来说可以作为两类，甲关于事的是增进知识。乙关于理的是确立思想。不过归结到底还是一件事，因为甲从自然科学以及人类历史里去看；见到关于宇宙生物人类的种种事实，补充我们的知识。乙则就用了这些知识做材料，根据了此时此地的条件，整理起来，立定对于自然与人生的看法，修正我们的思想，所以如单只有甲，则所谓满屋散钱，无法贯穿，单只有乙，手中只有钱穿，也是无用。这里还有一个关键，便是那此时此地的条件，甲乙两项都须得以此标准为依据，加以取舍。换句话说，即是现今二十世纪的中华民国，古今中外的事情各有是非，客观的看法都有“怪不得他”的原由，可是我们拿来作材料时，必须经过主观的审择，以现时民主的中国的利害为准，不客气的予以清算，这总于我们有用，总有修养的意义。
上文所说读书的材料中第一项是自然科学，这当然不能严格的说，因为有些人对于这没有多大兴味，固然也可以有人拿数学书去作销夏的资料，看得同小说一样的津津有味。我想自然科学中关于生物部分尽有好玩的地方，也得可以消遣，不过这本来不好勉强，那么有了那中学校的那些博物智识也就可以了。至于历史，中国向来当作文字一部分看的，拿来闲看也还相宜，虽然如我们前次所说，读了难免要感到烦闷以致苦恼，失掉了消遣的意思，但为着重修养方面的话，那么也是值得忍耐，至少可以说是苦乐相半的。苦的意思，很是明白，我还说乐，这是因为我们如看中国史，乃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如看世界史，也是人类的事情，里面如有百分一的好事，固然值得欣慰，就是十分恶劣的情形，这与自己以及人类痛切的相关，看到了时有如金圣叹所说，用热水很痛快的一洗疥疮顽癣，不能说不是一种愉快，何况我们要从历史上去得点教训，这恶的方面还会得比好的要更为有益呢。总之读书的第一步，先从自己所比较有兴味的方面下手，无论从生物起首再到人间，或是从人起首再到生物，反正都无所不可，或者只能顾一边也好，一面读了觉得有意思，一面蒐集这些事实，用为知识资料拿去做人生问题的参考，补充或确定自己的人生观，这便充实了自己的思想，达到了修养的目的了。
这里重要的问题是各人的人生观固然是人人不一样，所谓人心不同如其面，可是思想尽管个别，却有一个重大的限制，不可打破的，即是不能超越中国人的立场，亦即是上文所说的此时此地的民主中国的条件。简单的说，自然与生物的事情是没有什么时间空间的界限的，我们可以拿过来应用，看出人生的基本条件是些什么，无论万物之灵进化到什么地位，既为生物之一，这条件便是永远不可违反的。至于人类的事情，单说中国也罢，即在有史期间这三五千年中，所说所行的事，是多极了，应了其时其地有种种的花样，客观的看去各有其因缘，很不好轻易下判断，但是我们现在想在其中得些好处也可以说是教训，那么自己必须先有主观的一架天平，作为衡量取舍的标准。我们不来学胡致堂的做史论，以道学家的立场苛刻地批判一切，成为所谓酷儒莠书，我们所要的乃是依照着现代中国必须民主化之原则，就中国文史去找材料，充实我们的思想，所以这工作是主动的，也是演绎的，有时以六经为我作注脚，有时候简直就要不客气的加以怀疑或是否认，这样的读书是颇为辛苦的，但于自己进修上面却是很有益的事情。
孔子曾经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1]之”。上边所说的读书正是如此，不过在中国从前的书上，我怕还是积极方面少而消极的多吧。这理由是很明白的，中国过去四千年间都是封建和专制的君主政治，这影响是多么深远，虽然古来原有一点贵民的意思，也曾经有过几个贤哲出来提倡过，可是这有如恒河沙中的几粒金粉，一点都没有光辉，文史上所看得见的，无非是封建和专制政治下所可有的言论与行事罢了。中国成为民国虽然至今总有三十六年，但是政体既然变更，那君主时代的一套东西当然是用不着了，虽然我们自己还未成为真正民主国的人民，我们却不可不努力，自己先来从思想上起首民主化。别的随后再说，我们读书先来接受合于民主的思想，即使披沙拣金似的一粒粒的拾取，也是值得去做，就是可惜太少了。其次是再将非民主的部分加以考察分别淘汰，勿使隐伏在自己心中，像是结核菌似的，留下大害。姑且具体的举一个例，有如三纲的思想。中国古时其实也还不尽如此。大学里说为人父止于慈。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于民为贵之外，还说到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君臣父子的关系，他们说来都是相对的。到了汉朝，经过秦始皇大统一专制以后，儒生也更是法家化了，三纲之说于是兴起，而且成为不可变易之天经地义，唐宋以来愈益强化，遂有“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咧，“父叫子死，不得不死”咧，“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咧，这些话出来，至今尚统制着民间的思想，为造成许多不必要的悲剧的原因。许多人佩服韩愈的原道，里边有这样的话，说什么“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所以“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你想可叹不可叹。我们固然也尊重古来合于情理的道德，如智仁勇，如礼义廉耻，但是更重要的要去建设起民主中国的新道德来，因此对于反民主或非民主的过去时代的旧道德，非加以清算不可，否则不但我们自己个人的思想落伍，影响所及将有阻碍中国民主化之危险的。我们自己省察决不会发见有三纲的信仰，可是如仔细的检点，那个在心里没有存着男子中心思想的，特别对于女人与儿童是如此，恐怕谁也不敢自信吧。这便是三纲主义的余毒，我相信它对于真正民主思想的建立是一个绝大的障害，所以从消极的预防方面着手，应当时时切实反省，就所读的古文史上随时注意，不管它在旧时体制下是多么可以赞叹的言行，只要与现今的民主中国的宗旨不合的，便毫不留恋的把它剔开，当作一棵罂粟花看，虽然美丽而有剧毒，不可放到口里去。在积极方面，则回到自然与文化的科学上去，找些关于妇女论儿童学的外国书物来涉猎一下，变化旧日的观念，是很有意义的事。有些外国的言论与行事，足以供我们的参考的，也很得注意。一个英国学者，——即是接到工人谈读书的信的那人，写过一则随感录，说在第一次欧战的时候，有一只运兵船在离陆地不远的地方中了水雷即将沉没，一个美国看护妇在甲板上脱去衣服，对着旁边的人说道，“大哥们不要见笑，我要去搭救那些小子们呢。”她于是跳下水去，游来游去，把好些不会游泳的兵士拉到了岸上，著者赞美说这是新道德，改正的新时代的羞耻观念，又同时诅咒那旧社会与道德，它使得意大利的一个女人不肯从火烧着的楼上跳到救助网里，因为怕得卷起睡衣露出身子来，宁可烧死在屋里。这一节话我觉得很有意义，特别给我们现代的中国人看，因为它对照的举示出新旧两样不同的道德来，我们假若能明白的把握着这要义，那么我们可以欣幸得免于三纲的一部分的网罗了。原文本是说女人的，我在这里也有点侧重妇女问题，因为我觉得对于女人的观念如何，是男子最好的试金石，反过来说男子中心思想也即是思想改革的癌，这是三纲主义的一支总根。这个如不改变，一切真的民主化是不可能，至多也是似是而非的。这里所谓民主本来不是单以一国为标准的，上文所说的勇敢的女人适值是美国的，其实美国的男子中心主义也还很兴旺，现今中国百事都跟在美国的脚后跟走着，不过关于思想方面，我们的理想不妨得远一点，——各国各民族的基础不一样，我们在追随别一国之先，还不如先来打扫自己的国家要紧，从自己的思想打扫起，再推广到别的事情上去。
（原载《聚星月刊》年12月15日复刊第1卷第6期，署名东郭生）
修养与消闲
修养与消闲，这个题目写下了有好些日子，还没有添上一句话，因为一直踌躇着，觉得这题目不妥帖，即又一时找不出一个更适当的来。本来我所想要说的是这么一种物事，仿佛是修养加消闲的二等分，但是想了好久，终于想不出他的名称来，没有办法，所以只得暂用那不妥帖的原题目，不过要白费许多说明，未免啰嗦一点罢了。
修养与消闲二者本是很好的通行熟语，没有什么不好，可是我嫌他们都太靠近极端。一个满脸正气，像是老道学，一个又仿佛有点儿邪气，似乎是花花公子的样子。我们先来看修养吧。照字义上看来，修身养性未始不是好事情，假如拿了园艺来做比喻——这种例子是古已有之的，柳宗元的郭橐驼传是很有名的一篇古文，将种树拿来比治国，我们只可缩小一点来讲这个人，那么修剪枝叶培养根株，以人择补助天演，使得他不但更适于生存，也更能有益于自己与群体，这原是[2]好的事。但是中国历来讲修养的总不免于太消极，太陈腐，成了一种痼疾，很不容易治好。在多少年前有些旧友在实业界做事的，偶不得意，看见他忽而青鞋布袜，手捏菜根谭或是呻吟语一卷，表示消极，说要从事修养了。其实洪应明的菜根谭与吕坤的呻吟语在同类书中还是较好的，随便阅览也可以，可是用为修养的课本，想作为现代人的指南，那是绝对不够的。我说这两种书本来还是可以看得，若更进一步拿出三教的老古董来，例如以男子为中心的道德，鬼神报应的宗教，更是要不得，这些东西虽然在古时曾有过存在的价值，但在民国的现今则不特已是过了时，而且也是很有害的东西了。
洪应明《菜根谭》，中华书局年版
再来谈消闲，我们对于消闲这句话的反应，多少是从以前看见过的消闲报或是名叫消闲录的什末报屁股来的。因为是从前好些年前的事情，那些报屁股等当然弄得很不高明，除了大谈妓女戏子之外，说些游戏笑话大都是很低的低级趣味，所以在事隔多年之后还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令人想到消闲的话的时候便联想起那些前例，觉得这是恶劣无聊的东西，不值得提倡或是议论他。还有一层，中国社会上实在是闲得太利害了。不但是游手好闲的人——不知道是失业呢，是懒做呢，还是真有闲呢？——多得出奇，就是有正常职业的所谓公教人员，也总似乎是闲得没有法子，非得一星期里来几回麻将之类，便难得把那很长的长日或者是长夜勉强对付过去。在这时代，为得对症下药，对于中国正当来提倡忙总是，中国百事落人后，即使人人拼命的迎头赶上去也还不知道何时总能成功，此时如再来说什么消闲，岂不是开倒车走回头路，其不适时宜，不合道理，那是显然的了。
但是话又得说回来，正如修养，若是照正当的说法，修剪枝叶，培养根株，那么做去，在人间也正同在果树园一样的有用与必要，消闲也是如此，只看怎么的消法，有时这也会得是有用与必要。在文化落后以至破产，人民将由物质的与精神的饥馑而萎靡消亡的时候，工作是唯一的药，所以这也就为国民的义务，谈不到什么闲与消遣，几乎连自由也不得不受些限制。但是从大处去看，人类的永久的希望的确不是劳动与忙而乃是闲与休息。假如人间的天性与本能是喜欢劳动的，那么世间不会有工作八小时并且逐渐减少的要求。即使有要求也该是时间与工资都增加，仿佛是要钱不要命的样子总对。人要工作，目的是在要维持个人的水准上的生活，但因为这本来不是人的天性只是生活的一种方法，所以随着文化的前进，这便应逐渐减少，因而多留出闲暇来，可以容个人利用了去充实他的生活。这些闲暇他用一部分在物质生活上，使饮食睡眠等等都得充分调整，一部分用在精神生活上，无论读书、研究、娱乐、运动，可以离开职业关系，应了本身的要求，得到满足与快乐。有时候本心的要求与职业的工作是一致的。普通的工作者，如一般工厂的工人，公司的职员，各机关的公务员，所做的事都带着职业的机械的性质，所以必须别有闲暇的时间，为调剂并充实其生活之用。在西洋先进国家，劳动时间，渐已减少，这时工人中间发生了一个严重问题，不过对于这事资方却不必惊，因为这只关系工人本身，便是怎样来利用这多余出来的闲暇时间的问题。说到这里，我们上边所说的话已兜了头，这就是所谓新的消闲问题出来了。在好些年前一位英国思想家在一篇文章里讲起有某地工人来信，说工人们闲暇增多，应如何利用为是，现在大都用在工厂的图书馆里，他们不爱看报，因为觉得那些都是骗人的东西，也不看无聊的小说，他们所感觉需要的乃是有思想的文章。写这信的人自称在工厂已有三十余年，大概已是中年的人，因此他的思想或者特别老成一点也未可知。但总之可以看出有闲是人间的希望，闲暇增多亦渐成为事实，消闲的问题自然也就复活。中国现在固然万赶不上西洋，工人方面或者还是尚早，但在知识阶级的劳动者，虽是精神劳动而等是时间制，所以事同一律，不妨就引用过来的了。
因了时代的变化，发生了新意义的消闲问题，这依然是消闲的性质，但是变得正经了，除去了游惰浪荡的分子，成为一种愉快的补充教育，这同时与修养相接近，可是他也变了，除去了陈腐虚伪的分子，成为一种有益的消遣游戏，可以说是新意义的修养，与旧的完全不同了。这样一来，这就变成了一个新的物事，如上文所说，即是修养加消闲的二等分，却至今找不到他的名称，为得说话便利起见，或者姑称之曰新的修养，似乎比新的消闲较为妥当，不过这新的修养里边原含有一半的消闲分子，却要特别说明，因为他与向来所谓修养的重要的差异就在这一点上。
我们固然不必一定去学那英国工人的样子，把修养与消闲即是新的修养完全放在思想与书籍上面，但总之这是一个重点，那是无疑的。用老生常谈来说，修养对于智情意三方面都要顾到，就是肉体的运动保健当然也应在内，不过方面太多，个人的智识有限，纸面也有限度，所以别的只能放弃，暂且就上文说到的读书的范围内来谈几句。英国工人着重思想的书籍，这实在是很有意义的事，他们不爱看报，以为新闻并非舆论，只是骗人的东西，又不注意政治家的话，说他们不大靠得住，由此可以知道他们所谓思想的中间已是把那些政论除开了，归结下来所需要的乃是关于人生和自然社会等问题的议论与意见，虽然没有具体的列举出来，我们推想当是罗素蔼理斯小赫胥黎这一流人的著作吧。我国在中国要想同英国工人那样去获得这些思想的材料此刻大概很不容易，但是我们可以退一步下来间接的去求得一点，外国书固然很贵，不妨利用图书馆，或者也可得到较可贵的译本。看新书总可以得到好处，只有一点要注意，万不可有宗教气，奉一家之说为正宗，便闭了眼睛再不去一看别个的说法，如是则是看了传教的小册子而去受了洗，全是旧修养的一路，了无新的意义了。新的修养有如吃点心，既要好喫又会消化吸收作为滋养料，旧的有点像喝酒，即使不是大烟，味道没有什么好，可是容易上当，不小心时便被他麻醉倒了。英国工人又说不爱看小说了，这一点我们却恐怕学不来，或者也还可以不必学得。大家大抵多喜欢看小说，小说也不少有可看的作品，旧的章回说部大家都该已知道了，新的创造则鄙人殊属茫然，姑且慢说，只是外国著作近年译本出得不少，若去读原文自然更好。不过现在看小说不复是旧时的消闲办法，兴味与意义还须得两面兼顾总好，侦探小说固然仍然可看，艳情小说也不必除外，但读者总须先考虑那书的文学上的估价，第一是思想，第二是艺术。从这一点说来，读现在最新的小说往往比过去有定评的作品为难特别需要注意。读小说的用处，除了娱乐之外，可以多了解人性，扩大胸襟，其伟大的著作能够打破个人国家民族间的隔膜，使得互相谅解，增进人类福祈，如俄国作家安特莱也夫所说，此为文学家最高的任务，也即是我们读者能从文字获得的最大的利益了。读中国的旧文学，似乎要比较的困难一点。因为上下三千年间所写，时代环境与现今种种不同，虽然人的感情以及中国人的人生观一直不会怎么改变，但是到底这时地的影响太复杂了，要从一大堆未经整理的作品中去找出材料来，就可以供我们新的修养之用，喫下去就可消化吸收，不至于弄得积食的。在我看来，不是容易的事，现在又缺少时间，所以暂且不谈。读史我也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事，三成可以消闲七成可以修养，本来确是一种理想的办法。虽然中国的正史已经太多了，还有野史我觉得也很要紧，所以工作更是繁重，而且中国的事情不幸的不合理的实在多得很，往往要使得看书的人感到烦闷或是苦恼，并不是愉快的事，消闲的分子也就很少，但在修养上却大有效力，例如鲁迅的有些思想即是从看中国野史——自然同时也观察社会现象——上出来的，不过总结的说一句，这总是带有苦痛性的一件事。
我们这里所谈的本来只是关于修养与消闲的问题，想从旧材料理[3]拼合成一种新东西来，略略说明他的性质，顺便引了读书来做一个例，可是这说明与例都讲得不明不白，纸面却已经费了不少，所以就此打住，反正多说也说不好，要请读者原谅。
（原载《聚星月刊》年2月15日复刊第1卷第8期，署名东郭生）
中国智识阶级的传统
中国的知识阶级，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照中国的旧话，这只称为士人，或是读书人，知识阶级是近出的新名词，后来却是很通行了。中国的读书人真是自成一阶级么？这个回答可以有两样，甲说是没有，乙则说是有的。
中国古来有四民之说，这便是士农工商，士人俨然居首，也就是君子，而农工商则是小人，君子治人，小人则治于人，照这样说来，治人的士人总是属于统治阶级的，那明明是一个正式的阶级了。可是这也是历史上过去的陈迹了。至少在唐以后，实行考试制度，四民的界限渐渐不大明瞭，农工商或其子弟读了书，往往就成了士，而读书人家弄得不好又会旋即回归农工商的老地位去，或者还欲求为农工商而不可得，这就是说降而为舆儓了。科举制度的毛病尽多大，可是它把六朝以前重氏族门阀的风气打破了，四民的职业区分还是存在，但其间变动性大大的增加，所以他们差不多也就混同起来了。
上文所说是世间普通的说法，我觉得也不无道理不过我是主张乙说的，我以为在中国即使知识阶级不曾确立为一阶级，即使这阶级简直不存在也罢，可是知识阶级的阶级意识这东西总是确实存在的，若是知识阶级没有，那么阶级意识怎么会得存在呢？我想这意识是与知识并在的，别国不知道怎样，若在中国则不论他是农工商那一类人只要他读了书即有了一点知识，他就会发生出阶级的意识来，所以即使他并不是普通所谓士，而其阶级意识却与士没有两样。这话听来有点奇怪其实是很有根据的，从前平民教育会在河北定县兴办事业，颇有成绩，其教育都[4]门中有一种平民千字课教给青年农民，大概是夜学，四十日教了为初级，其有愿意继续者，再教四十日即高级（不知是否这个名词）毕业了，据主持其事的某君说，初级成绩很好，但高级很不佳，因为学了这级的人，回村去即以读书人自居，总管社会上的闲事，不再肯安心农作了。这固然只是所谓孤证，但很足以证明我上边所说的话。读书人是治人者，这个观念像空气中微生物似的弥漫于中国社会中，所以只要有一点点知识所在这便是微生物的好住处，立刻繁殖起来。我说即使知识阶级简直不存在，那原是一句假设的话，其实阶级意识既然如此弥漫于社会中间，自然也就可以知道这阶级之确实存在了。
上边说了一大篇废话，无非要说明中国是有读书人一阶级的，现在即称之为知识阶级，其范围又极广大，它并没有明确的一个界限，差不多只要略有知识，换句话说略读一点书，识一点字，便自然加入这阶级中，为其一忠实份子了。知识、读书识字，教育的普及，本来是一件好事情，知识阶级的增加也一定是好的了。可是有意思的问题就存在这里。这所谓好的是真的么？在中国知识阶级的传统是君子士人读书人知识阶级都是治人的，劳心的，食于人的，——这传统却是不大怎么好，在这现在属于中国知识阶级的人士很值得一番考虑，来把自己的房屋清扫一下子，以求适应于民主的中国状况，可以去分担一点改造的工作，我在开端所说很有意思就是在此。
中国的知识阶级我相信自然都是很诚实的，都一定想为中国有所尽力，不会像定县读完八十日的千字课以绅士自居的青年农民那样，那是无疑的事。不过话得说回了，问题是由于中国知识阶级的传统太不佳了，即使各人都很诚实，但如逃不出这个传统，便将为其笼罩而不自知，所以现在要紧的是自己省察，努力祛除这种祖传的习气，而初步的工作则是揭发传统的本源，明瞭其所以要不得的地方，随后自然知所趋避了。西游记里描写唐僧的八十一难这许多魔难的主者十分之九都是所谓物魅，不论它是犀牛或是山羊，在它化成人形，兴妖作怪的时候，多有极大的力量，往往连孙猴子而弄它不过，必须到了末后，给人识破迫它现出原形，于是立地爬下，回复四支脚走路的旧态，被什么童子牵了回去。现在我们也是一样，正希望将中国读书人胸中的阶级意识现出原形来，使它不得不退散，不过这本来不是什么年老成精的动物，乃只是鬼似的一种暗影，因了久远时间的关系，在人心上像照相那么样染上了一点黑白，这既非妖魔鬼怪，不能一下子牵了就走，但是暴露出来自己看了也觉得寒伧，而且经了阳光空气之后，暗影也将渐渐消散，两者合起来便可以造成一个改革的机会了。
中国读书人的过去情形是怎样，我希望从史与文两方面来略略加以考察，不过这事情极为繁重，很不容易办，就是简单的叙说，也可以写成一册书非微力所及，现在只好索性不参考什么，但凭记忆来总说一下吧。读书人在史上留下的是行，文上所见的是言，二者虽有不同，可是看出来的情形还是一样。且说在秦以前，士的出路大概有这两条，在春秋时还是旧式的路，那时处士本是自由的，但是他的生活大约不很好维持，自然大半因为不耐躬耕的苦吧，所以必须出去谋事，那就要拏了一只雉鸡或是什么去叩见诸侯，找一个小差使，孔子也就当过一名乘田或委吏，差不多只是委任职而已，要升做大夫恐怕是很要费力的，后来成了战国，士之有才气本领的另有了出路，便是去做诸侯的客，如今不是佐杂了，仿佛是师爷，居西席的位置，待遇当然要好得多了。但是客与士总是一样的投靠，那是无疑的，只是还未为君为臣纲的索子所捆，缚住、比韩愈所说臣罪当诛天王圣明那种状况下的臣还是稍好一点吧。经过了秦始皇的大一统，到了汉朝皇帝更是威严起来了，出疆载贽的自由固已无有，就是孟子韩非的辩才谋略于今也无用处，因为那时皇帝所要的是书办与听差了，如萧何周勃叔孙通霍光之流，此外只有帮闲也还可以，鼎鼎大名的司马相如即是其代表，他可以说是后来这一大帮文人的祖师。文人靠了一枝笔，写些上好的诗文服事君王，这职业经魏晋以至六朝一直存在，而陈的江总等人或者乃是最后的一群了吧。唐朝以诗赋取士，这里很发生了一个变化，从前君王自己来看看文诗，给帮闲们一些官做的，现在变成主司来看了，直至清朝末年，这个情形千三四百年来一直没有改变，揣摩反正是一样，不过以前只须迎合一人，现在却要去对于前后不同的考官都加以注意了，这就是揣摩愈工，八股精神可以说是在八股文未兴之前已经发达了。宋朝考试不过改用策论，还没有多大关系，重要的是提倡道学这事影响极大且深，成为知识阶级的传说中极重要的份子。诚如冯友兰教授在他的大著《新原道》等书中所说，中国的哲学经他那么一整理，可以成为新理学，可以使人修养到达所谓天地境界，但我想那不过是他老先生的理想，在事实方面，似乎是别一种情形。道学在理论上是那么玄虚，不是平常人所能了解，对于经济——这是旧话的经世济民的意思——上面了无用处，最要不得的是那班道学家在政治上不独不能保留一点儒家的健全思想如孟子书中的一部分，却偏重三纲主义努力加以宣传这在那时代，本来也是不足怪的，但他们以道学之名，将专为君父而设的单面道德拼命的提倡，压在小民与女人的头上，至今一千年不能翻身，其祸害总是极明显的了。中国读书人的性格至今差不多已经塑造完成了，明清两朝这五百年无非是顺着这趋势前进虽然日积月累，使其更加根深蒂固，但并无什么新花样新方面的发展和加添，所以也就没有值得多说的地方。
冯友兰《新原道》，商务印书馆年版
关于史的方面潦艸的说了这一节僇[5]误当然不免，但总之可以缴卷了。这说明中国读书人过去的生活是很可怜，虽然自称为四民之首，可是在君为臣纲的底下，始终是在于奴隶的地位，或者不如就简直的说是臣的地位，小学家解说这臣字是象征屈服之形，而其意义则是“事君者”，即此可以明瞭他的一切了，无论他是佐杂师爷，书办，听差；或是帮闲的身分总之是服事主人的，而一面又转过来替他去治底下那一班平民，这便是他们多少年来的境遇，他们向来却很满足读书人十年萤雪苦功，其目的也即在于此，自神童诗的作者，以至著原道论的韩文公都无不如此，读书为的做官，做官最高则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换句话说就是事君与治人，即为一人去管束那万人，民国以前的事情本来可以不必再说了，问题是时间乃是割不断的，而后来的青年，也还是老头子的儿子，如鲁迅所说过，所以想像以为从民国起，可以从头来一本新账簿，那是超理想的事，实在还是非得把旧账结清之后新簿子是不能立的。我们现在想做的事，便是来约略的结一结账，至少也是对于债户提醒一下把以前大家知道的前账未清免开尊口的一句话再说一遍罢了。
中国知识阶级的旧账，就是他在当人家的帮闲等等的时候欠下的，现文自然也无法清理，但是总结出来让他过目一下子，也就算了。现代知识阶级如知道了过去传统之不佳，便会自己惕厉不去再作那种想头，自然——虽然这里或者也还未免太性急一点吧？——会得转入于民主思想的方面来的。余下来的问题还有在文这方面的，终于未能解决。我们上边所说是根据史上的事实，从读书人的“行”上面来看出他的传统，事情过去了，只要不再发生同样的事，如乐观的史家所说的，那么这也就完了。一方面他在文上表现出来的“言”自然也是一样，充满佐杂以致帮闲的意味，这却不能搁起就完了。因为它形成为中国过去文学的大部分，后世的人还是要时常阅读的，我们假设手边放着这几部简单的书，即是一部古文观止，一部骈体文钞，一部古唐诗合解，一部张惠言的词续正选。从这些书里看出来的是什末呢？文章方面除了几个不幸的人如司马迁杨恽嵆康等以外，不见有敢说话的人，别的便多是为君父说话，其所有略略可看的，（大都在骈文方面）则只是属于离别，羁旋[6]、隐遁，（山林田园）或闺阁的描写，但是隐遁也是仕进的反映，因为有那些孳孳专为仕进的人这总有人反动的高隐遁的价值，固然也有真心响往的或者以仕进不如意而唱高调亦不是少见的事，至于闺情与美人的描写，在骈文以致诗词里面的确有不少佳作可是这都成了一个可爱的洋娃娃，本来在男子中心思想时代是无怪的事，在娜拉出现以前，就是西方，也是如此，但西方文学里还有男女的爱情，家庭状况虽有变迁，这总是不变的，而在中国这也给国粹的多妻主义所打碎，不大能够表现出来了。从前曾说过玩笑话，以为在清朝，男子拖了一条辫子女人裹了一双小脚以这姿态来舞台上扮演恋爱的场面，一定是令人绝倒，现在也可以说，在多妻主义的中国要想找出恋爱文学正是同样的困难，假如有了那也是悲剧的一段落，有如卓文君的琴心结果还是来那一篇白头吟，这成为一篇好诗，但是作者的晚年生活也是够寂寞的吧。外国的诗文选，譬如英国，大概从十四世纪起，这五百年中可以选出好些佳作，虽然英诗之父屈塞生于中古君主时代，他的英文拼音还是日耳曼语式的，他的诗却是一样的可供自由思想的现代人之欣赏，不必说后来诗人的作品了。中国却很不相同，莫说一两千年前，就是清末以至现代的文人，他们的诗文都充满着特别的空气，这中间俨然矗立着传说的堡垒与现代所憧憬的自由民主的景地显隔着绝大的一条战壕。我很久就感到，但至今总明瞭的觉得，说也奇怪中国的文学思想不知为什么那么样富于政治的意味。这比说伦理或道德的意味尤为确切。换一句话说，就是三纲主义的思想，在主父地位的人以此“齐家治国”这是实际的政治，而替他做“工作”的文人，乃是非常忠实的伙计，所以除为他实际的帮忙之外，似乎平常时间也还是念兹在兹，或者由于习惯成自然吧，即使写私人的诗文的时候也还想着那一套，有如熟读烂八股的学究，给人家写封私信，不免也要摇头用八股腔调去写，话虽说得游戏，事情却是实在的。所以如为研究考察起见，用文学作材料，原是不妨事，若是想选出一本集子，可以给青年男女去阅读，使他们得以领略本国文艺之美，一面于思想上得到一点良好的影响这件事实在很难，因为中国文人的作品差不多全从那传统出来，没有打过预防针的是很容易感染毛病的。现在的问题便是怎样来打预防针。这如上文所曾说过，最好希望有人将中国知识阶级的过去生活详明叙述，把它的传统归纳出来，罗列文与史上的例证，告戒读者不要坠入这条路子去，另外顺着以生活为重的中国国民的人生观建立思想基础，一方面向外去寻求科学与民主思想的世界知识，一方面向内去清理自己的文化遗产，排沙简金似的撰择掇集，利己利人的工作庶几乎可以一举成功了。可是这件事情说来容易却绝不可以太乐观了。这种传统微妙难灭正如微生物一样它会隐伏着再出现的，如五四运动的角色，到了成为社会贤达的时候，一样的会得把青年当猪崽，这是显著的事实。又如若干年前，大家有过一回热烈的讨论，反对学者文人为统治阶级作帮闲，有一位大声提倡“学问易主论”本来他主张知识阶级应为人民服务是很好的意见，却又看作只是换了一个主人，那么知识阶级还是听差和帮闲的地位，说的人或是无心，但那旧传统观念的鬼总之也就于无心中显现出来了。真要能够把这种意识完全去掉中国知识阶级总有超生的希望。
（原载《聚星月刊》年3月15日复刊第1卷第9期，署名东郭生）
外国文的用处
对了现代中国的，特别在通商口岸各地的知识界诸君来谈什么外国文的用处，那真是所谓鲁班门前掉大斧，岂不是一件大笑话。可是，有如古人所说，愚者千虑，亦有一得，那么暂且宽容，姑妄听之，这也是君子的一种美德吧。
且说外国文的好处本来不只一样。平常最普通的，大家都知道的一种用处，是讲话与写字。我们原来只有一张嘴，（或如希腊罗马以来的说法是一条舌头）。本来只能说自己的国话或方言，现在却人工的加添了一张。能够多说一种话语，可以与别一国人传达感想，交换意见，这好处是极其自明的。不过这种用处虽大，是有点限制的。说话必须有听话的对手，写信也是一样，假如这适当的对手难以找到，就无法施用。或者找到了的时候，又多是周××这样的朋友，那么说话恐怕愈说愈糟，也就没有多少好处。用了外国文来写书，那自然是极好的事情。可是这大概要有林语堂大师的那本领总能做到，不管它的内容思想如何，总之这须得在纽约波士顿发行，堂堂的大登其广告，骗得到扬基的金元，那总算得成功，不单是在国内出一两本印刷装订纸张都很蹩脚的西文书可充数的。上边所说的一点限制就是这个。
外国文的第二种用处是看书，可以说是对于我们的眼睛的好处。譬如我们住屋只有朝南的一个门窗，所能看得见的也就是这一方面的东西，如今却又向西添开了窗户，可以望见那边的许多新鲜景物，增加不少见识，而且这同真的门窗有同样的功用，它给我们放进好些新的空气与光线来，这总对于我们可以说是有益卫生的。不过话还是有两面的，我们对于外国文的书，固然不惜呈献赞美之辞，但是这里选择原也是必要的，这与中国书的选择或者不尽相同，大体也差不多吧。我们不要说天下老鸦一般黑，或是西洋也有臭虫，以为替本国解嘲的地步，要知道各民族都各有其传统，而这也是好的与坏的多混在一起，囫囵吞枣是一样的有危险的。中国的三纲主义在西洋是没有的，他却自有其特别的东西，这在现今已是不必要的，不健全的了。即使于中国无大害，惹了过来的时候，却也是一种病痛。有如有肺病的人再传染了砂眼，固然未必就更短促了他的寿命，但亦何苦来，于苍白的脸上再加添一副红眼睛呢？况且这个比喻也不很适切，因为中国如不小心去从别国传了什么精神上的毛病过来，究竟还是砂眼，或者还会得是伤寒加痢疾呢？只有天知道。所以须先多加一点小心，总是最为妥当的办法吧。
天下的事情有许多是很难说的。基督耶稣总之是一个很好的人吧。我并不是基督徒，但从前为得想了解文学，曾将新旧约与古典神话同样的看过，而且还像一个神学生似的，细读过一卷马可福音原本。对于原始基督教的精神颇为佩服，虽然其所从出的犹太教则我觉得很隔膜，而这也就是使我不能更多了解基督教的根源。基督教的建立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其坚忍苦鬭的历史正是革命的模范，至其建立以后，至少我们异教徒看来的好些错误也恰是仿佛一辙，使旁观者不得不为之嘅叹。西洋没有什么三纲主义，中古基督教的组织却是政教合一的。用中国的新术语来说：（这是高一涵君在五四时代所创制，初见于《新青年》上面）。正是“君师主义”的，历史上有名的神圣裁判，即是最明显的一个表示。在那个时期，西欧各邦以除灭异端外道为名，老小男女当作妖婆妖道（Witch）捉去烧死者不知若干，其中还有些有名的学者。这是过去的事，本来可以不必再谈了。可是在现今学英文的学生，对于妖婆妖道这字已经觉得有点面生的时候，忽然华盛顿官场里又发生了震动世界的“捉妖道”（Witch-hunt）案，这真是奇绝怪绝，极有意思的事情。这回当然没有一个人被美国议会的什么妥码委员会判处荼毗，穿了画满了地狱的火焰的黑色长背心，绑到柴草堆上去，但是失掉职业生活受到威胁，那是必然的了。据说看华莱士拉斯基的杂志的就要算不忠，便是好莱坞的许多男男女女的明星也还被抓了去，审问是否妖道的一路，这事虽然出于现代民主老牌的合众国的导演，却总令人觉得充满着中古的气息。
我们说看外国文的书，现在又来说这一番不相干的闲话，这是什么缘故呢？说不相干固然也可以，其实却也颇有相干的。中国人学外国文差不多都是英文，不，如今可以说学的大抵全是美文了，因此所读的书自然也是英文的，而其中十分之九以上则又是美国书。因为要从美国书中选择了来读，所以对于美国的情形不可不加以注意。这一桩捉妖道的事件看去只是美国官场上政客排除异己的平常事，但其意义却并不小，因为即此我们可以窥见在那里思想自由的空气是如何稀薄。这固然不干我们的事，可是我们要看他们的书，从他们的话里去获得什么知识与教训。那么因此便须知所警戒，知所审择，以免不小心的撞着捉妖道的伙计们的符咒，那就大上其当了。除非我们对于美国政状与国际情形已稍清楚，不可轻易去从美国大老板的书中想捞摸材料，有如贝耳纳斯的《坦白话》（译名太多了姑用意译）便是其一例，至于鲁×掮来的蒲××那更不用说了。据说近来在中国，美国人的话什么都是香的，所以深觉得大家有当心之必要。不过这在有相当的知识与了解的青年也自然知道，用不着唠叨老婆心。况且看英美的书也并不一定热心于政治外交，学问方面的专门书籍尽值得看，在那里上边的注意也就不很重要了。
严复《英文汉诂》，商务印书馆年版
末了的一种，外国文的第三种用处，是凭我个人的意思加上去的，不晓得有没有别人赞成。这可以换句话说，说是文法的用处。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不赞成英文，劝人添学别的大陆欧文的意思。文法的用处并不是我的主倡，这是一个名叫亚力山大培因的人的意见。其实这也并非什么新意见，文法本来是名字的一部分，只是平常学文法的人都只当它作敲门砖，等到读完文法，能够作文大旨无误的时候，便丢开了，这是很可惜的，假如不要专以实用为目的，却当作一门学问，对于理论实习，分析和综合练习精熟，能使思虑细密，判断周到，是很有用的一种训练。中国语与汉文（用汉字写的语体或文言文）大概是世界上第一简单（虽然也极烦难）的语文，说好也可以，说不好也可以，因为它一点都没有变化，所以它没有分析，也就没有综合，它的字句的接合乃是用銲药或水泥所粘成，而不是由于筍[7]头或齿轮的活动的凑合。我们学外国文，希望可以来弥补这个缺恨，而英文偏偏也是有点像中国风的，不大有文法的变化，多靠位置语气来规定它的性格和用途，它与中文非亲非故，本来拉不上什么关系，而说也奇怪，却好像是表兄弟似的，在这上面很有点相像的地方。英文在文法上的少变化大概在欧语中可算第一，而其字音之不一定，则在世界上又只有汉字可以相比。看见一篇外国文字，即使不曾学过，只要能识得希腊罗马式的几种字母总是勉强可以读得出的，发音多少，不对一点也还无妨，唯独英文除了少数的若干字而外，几乎都非查字典便念不出它的音来。英国好多年前出有琼思的发音字典，这与中国的国音字汇可以媲美，在全世界是不容易找到第三个的，英文也有很大的用处，如在上文的第一第二点都可以有用，到了这第三点它便有点爱莫能助了。它的文法太简单，不能增进中国人的文法的知识。（严几道英文汉诂，与其所根据的Mason英文法Sweet及丹麦Jespersen诸作，其实也很有益，至于纳司非耳等大抵为印度学生所编的实用的书，那自当别论）。更重要的乃是读音不定，它会得把许多文艺及科学上的起源于古典文字的用语读得很古怪，与法国以外的大陆各国迥殊，其不合于原语更不必说了。举个现成的例，有如原子弹的重要份子Uranium这字，是从乌拉奴思（Uranus在神话上是天神，天文学上是天王星）转来的中性名词，大陆各国读成乌拉纽姆，可是英文特别变成了由雷纽姆，于是中国学者跟着把它定译作“铀”字，收入国语统一会的字典中。我想这个读法，除了英美他们自己而外，大约只有菲列宾或者印度埃及是这样的吧，而中国则是第四位了。又如胜利女神，便是那画作背上有鸟翼，一手拿作棕榈叶，一手高举桂叶冠的，罗马人云微克多利亚，希腊人则称之曰尼开，（开字照南方言读，国语中缺乏这一个长音）。现代大陆式的对译是Nike罗马人不用K字则写作Nice，英文读法经院式的不免成为奈西，再一转便将成为奈司了。我们中国人反正对于Nike或Nice都是一样的初会面，但是纵不说明[8]从主人，即使从众，也该叫她尼开总对，无如字母明明的写着NICE那么看惯英文的人不读它奈司又有什么别的读法呢。中国大学里向来都有一两种第二外国语，可是不知为了什么似乎毫无影响，英文不但是第一外国语，而且大有成为唯一外国语的趋势。本来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他的运命是决定了的，他的好运有这几种，一是可以吃大烟，二是住租界。（至少，香港总是可以住的）三是说英文。我们现在也不必那么傻，想来反对英文，其实它也有用处，就是不可专卖得太过，现今所希望的只是第二三种外国语的健在，发生一点补救的作用。这种外国语有两个条件，第一文法复杂而有条理。第二学术上有用处。在我不合时宜的头脑里所能想得出的计划是，古典语中有希腊拉丁文可以选取，现代语中则有德文与俄文。这些语文难是够难的了，记忆与辨别当然是很费力的，可是当时虽然大伤其脑筋，而其训练的用处却也着实不可轻视。所可惜的古典语是死文字，除了弄文艺哲学文化史等的人以外实用不多。德文的声望在学术界本来很高，但是在中国向来一直不大发达，而且纳粹的空气在纯粹学术以外也或尚存在，像美文同样的须加注意。俄文据美国杂志说，进[9]来美国人学的大有增加，因为在学术上的位置增高了，大约仅次于德文一等云。中国因地域上的关系另外有一种理由，有学习的必要。在十多年前，燕京大学的一位代理校长，（本来是历史系的主任教授）是年高德劭的老牧师，他曾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学生求学问，以英文为第一外国语，其第二外国语不必学西人的例，应该根据中国地理上的位置，采取东边的日本语与北边的俄国这两种言语，至于德法文尚在其次。他以美国人的立场，政治上对于日本俄国当然没有什么好感，可是他替中国学生设想，却是很客观而且公正的。因为地理上的事实是铁一般硬的，邻居好也罢坏也罢，既然住下来谁都不见得会搬家，知道他们的事情，总是必要的，此则于上边所说之外又是别一种的用处也。
（原载《聚星月刊》年6月15日复刊第1卷第12期，署名东郭生）
注释：
[1]原文缺字，应为“改”。
[2]原文缺字。
[3]此处“理”，当作“里”。
[4]此处“都”，当作“部”。
[5]此处“僇”，通“谬”。
[6]此处“旋”，当作“旅”。
[7]此处“筍”，通“榫”。
[8]此处“明”，当作“名”。
[9]此处“进”，当作“近”。
版面
王俞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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