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炳章（-.9.30）
杨炳章（英文名：BenjaminYang），年出生于山东。年从北京中学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外语学院，年退学在北京大学旁听自学。年“文革”初期因反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而遭关押，年获释遣送原籍。年考上北京大学哲学所硕士研究生，年提前毕业赴美国留学，考取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年回国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发表中英文著作《从北大到哈佛》《不平则鸣》《小平大传》《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等。
据亲属消息，杨炳章先生于年9月30日因病在重庆去世。
舅舅（杨炳章）是母亲唯一的弟弟，年出生时妈妈已经12岁。当年，就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们的父亲战死沙场，留下了刚刚满月的舅舅，和已经是抗日子弟学校学员的母亲。姥姥是只会做家务的小脚山东农村妇女，漂亮，贤惠，不识字，不管事儿。老爷生前给母亲的嘱托，要她一定要把弟弟带大，励志成才，建设新中国，像那个年代出生的很多孩子一样，舅舅的小名叫“建国”，他父亲要他励志建设新中国。
杨小冬，杨勋从年8月到11月陆续贴出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称聂元梓是“北大文化革命的扒手”。年12月20日北大文革组织在大饭厅批斗“虎山行”战斗队反对中央文革的“罪行”，大会即将结束时，收到一张署名杨炳章的纸条，要为“虎山行”辩护，于是群起攻之，当场将杨炳章抓了起来，关在学生宿舍，又派人到他的住处搜查，抄出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着“红旗十五期社论摘评”等文字，于是认定他为攻击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把他扭送至北京第一监狱（半步桥）。23日，聂元梓又派人把刚外出串联回来的杨勋抓走，也送到了第一监狱。两天后他们被拉回北大批斗，杨炳章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他的“红旗十五期社论摘评”被抄写成大字报公布在北大校园里，被称为当时“最反动最恶毒的攻击中央文革”的言论。
杨勋姐弟坐了几年监狱后被释放，“四人帮”垮台后得到平反。改革开放后杨勋致力于研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安徽调研时写出的调查报告曾受到万里的好评。她的著作有《马寅初传》、《中国农村改革的道路》、《乡村三十年》等，其代表作《中国农村社会变迁》，获年国家图书奖。年，杨勋的自传《心路－－良知的命运》，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杨炳章被释放后回家乡当了几年中学教师，年考上北大哲学研究所研究生，年去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
考研时跑出来抽了两支“大前门”（杨炳章口述）
由于年只招大学生，取消了研究生入学考试，我只有准备年的研究生考试，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我挑选了北大外国哲学所。
我读过几本黑格尔的哲学书，马列主义的哲学书也读过一些，这里面掌握住分寸，还能有所发挥，外国哲学方面问题不大。外语的考试，当然更应该是我自己的拿手，一门是必考的英语，一门是参考的俄语。
英语是在北大新建的图书馆考的，考试共计一百分，其中七十分是一篇英译汉文章，记得是关于列宁在拉滋里夫流放中坚持学习的故事，还有五道汉译英短题，每道题六分，共三十分。几乎所有考生都在皱眉头的时候，我自己却不免暗自得意。三个小时的考试，我大约一个半小时就答完了。我一向不主张逞能提前交卷，中间借口上厕所，在楼道里吸了两支“大前门”，又回到考场对答案仔细过滤了二三遍，提前五分钟交上卷子。当时是首次外文考试，允许带字典，英汉词典、汉语词典我都带齐了。考试结果，所有汉译英没丢一分。英译汉部分，丢了一点分，整个考试成绩是九十七点五分。
除了政治和英语之外，还要考基础课和专业课。由于我选择的是外哲所，基础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由于专业课比较难准备，我就找哲学系西方哲学史教研室的朱德生和李真老师请教。
考试完毕没等成绩下来，我得回山东去教书。过了几周就从北大得到非正式消息。赵宝煦是管辖北大四所的党总支书记，又是我中学班主任陈司寇的丈夫，他见到我姐姐、经济系的杨勋时说，“杨炳章考得成绩很好，录取应该不成问题，只要政治上不出大事。”正式录取通知也很快下来，直接寄到寿光县中学。我接到通知的欢乐心情，很有点“范进中举”的味道。
同时被耶鲁、哈佛录取
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比较早想到了出国，而且愿望很强烈。年秋天，我原来教书的山东寿光从美国回来了一个人，他叫刘实。我急忙从北京赶回，向他求教出国留学的事宜。他答应回去以后，给哈佛大学打一个电话，让他们把有关申请表格寄给我。
年9月，我收到了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寄来的全部表格。
填写完毕以后，我又想，为了保险起见，何不多申请几所大学呢？接着，我申请了哈佛文理学院历史学、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我还找到了北大副校长冯定、历史系主任邓广铭、以及我的指导教授任华做哈佛的推荐人。在出国之前，我通过了论文答辩。
到美国以后，我最先收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只字未提奖学金。这对我来说实在不能接受的。没办法，我只有闯耶鲁和哈佛。
我首先去的是耶鲁。在耶鲁大学两天，晚上住宿在耶鲁法学院一位女生的公寓里，那位女生名叫爱伦，我是通过哈佛学院一位男生吉姆在电话上联络到的。爱伦和吉姆都曾在北大留学过，我在北大时只认识吉姆，并不认识爱伦。第二天由爱伦先联系，约好时间去见耶鲁文理学院院长。
我和爱伦准时走进了斯宾赛院长的私人办公室，我发现里面几乎全是书，而且不少中国古典线装书，有《辞海》、《词源》、《史记》、《资治通鉴》之类，令我肃然起敬。但是我守着一条原则，在这种场合下无论如何我是绝不能图轻松，说中文的，再说爱伦的中文也说不了几句。
刚一见面时，斯宾赛教授过来同我握手时说了一句“你好”，我立即用英文“很高兴见到你”挡住，剩下的由爱伦接过来，随后便一直使用英文，谈了大半个钟头。我说我是从北大外哲所来的，正在申请耶鲁政治系；斯宾赛同爱伦交换了一些我不清楚的耶鲁人事，然后又询问了一些我在北大学习的情况，以及我申请耶鲁的想法，如此等等。大家又随便议论一年前邓小平访美和中国的农村改革，整个谈话很轻松。
我的英语可能好到七分，而爱伦的英语当然是十分好，这样就把我们整个英文水平拉成了八九分，谈话也就没有什么困难了。由我和爱伦小姐一起互相配合，似乎斯宾赛教授没有发现我任何语言阻碍，我们的表演显然是成功的。斯宾赛教授告诉我，他是历史系的，不是政治系的，同时又是文理学院院长，负责全院各系工作。他最后答应写一封信寄给政治系，以他私人名义推荐我。
之后我又去了哈佛，通过北大留学生吉姆见到了我后来的导师本杰明·施瓦茨和费立普·孔恩（即孔飞力）。
他们问了我在北大上学的经历，来哈佛上学的目的等问题。面谈结束刚走出大楼，吉姆就说孔恩要我了。
3月下旬以后，一份接一份的录取通知书发下来了，全都寄到了纽约上州斯卡德尔刘实先生家中。除去哥伦比亚大学以外，其他几个学校，包括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密西根大学，都是博士班，而且都是免学费外加奖学金。最终，我选择了哈佛。
写博士论文时遭遇精神危机
在哈佛我修的16门课中，同中国有关的有6门。我采用孔恩教授的写作方式，写过一篇《中国农村基层行政的变迁和人民公社的建立》，把人民公社当作一个农村社会的演化过程，而不只是毛泽东的个人意志。这篇文章赢得了麦克法克教授的赞赏，给了我一个A不说，还被接受为博士资格要求的三篇“Seminar”论文之一。
博士资格考通过以后，我必须准备博士论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陷入了精神危机，竟然一个字也不想写，白白发了一个月的愣。
接下来一个月，我经常去陆惠凤开的新亚书店，跟他下围棋。直到有一天陆太太找到店里，夫妻俩吵架我才中止了这种生活。
这时，我才开始准备写论文。我先想好了题，再定好了章节，于是开始做了起来。
一旦进入情绪，那股劲儿和下围棋也差不多。趴在打字机上从早打到晚，饿了渴了喝一杯牛奶，憋尿了上一趟厕所。一天那么五六页，一周就是一章，总共十章，文初稿四五百页也就这样出来了。
有一天系办公室女秘书给我打电话，说大半年过去了，我应该交论文提纲了。我告诉她：“论文我已经写出来了。”女秘书玛莉听罢又吃惊又喜悦，当然不提论文提纲的事了。几天之后我把厚厚的一摞稿纸交到玛莉手里，由她再交给我的导师施瓦茨教授。
经过文字校订之后，打印成一式两份，交给两位评审教授，施瓦茨和麦克法克。
施瓦茨教授没有什么意见，麦克法克教授做了不少批示。我按照批示再次修改，又退交两位教授最终审查，俩人签字表示批准。年6月上旬，我获得了用拉丁文书写、哈佛校长和学院院长签字的学位证书。
口述：杨炳章
采写/摄影：新京报记者张弘、郭延冰
来源：新京报，年8月
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文
杨炳章（BenjaminYang）
译
郭伟
不论以前是否明确提出过，在以往描写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史，尤其是中共在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和政治活动的著作中，都可以发现两个最基本的问题：
导致共产党成为中国命运的主宰和毛泽东的党的领袖地位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确立于20世纪30年代的苏维埃运动能够逐步兴起，然后又走向低潮，而与此同时毛泽东却能够先落而后起?
对这两个问题的解释一直是众说纷纭，甚至是互相矛盾的。
虽然查尔莫斯·约翰逊的主要兴趣是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但是，在他所写的关于民族主义与共产党的关系方面的开拓性著作中，也曾试图从一般意义上解释中国共产党胜败得失的原因。
约翰逊写道:
……换句话说，从年到年，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失败了，因为中国人民从整体上来说对共产党所提出的革命主张漠不关心。而在年之后，它获得了成功，因为它发出一种令全体中国人都能接受的政治呼吁。尽管持有各种虚伪掩饰，共产党大致满足了人民的民族主义要求，在组织对侵略者的抵抗和结束农村战乱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
另一位颇有影响的学者金日平提出了大相径庭的观点。在他所写的关于20世纪30年代初共产党人在江西苏区的政治活动的著作中，金日平断言：“江西苏区时期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创建和实施一种有效的政治体制方面，在发动广大农民参加苏维埃革命与建设方面，都是相当成功的”；而他们“在年撤离江西苏区则主要是由于在军事上失利的结果，并不是缺少人民群众的支持”。
在约翰逊的论点中存在着事实和逻辑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从年到年的整个历史时期对共产党人来说仅仅是一个失败的历史时期,因为在—年、—年和—年这三个阶段，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曾几度高涨,从整个历史时期来看，共产党的力量在总体上明显增强了。
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年间获得了稳步发展，但也不能因此就把—年的解放战争简单地看成是抗日战争的延续，也不是像约翰逊所说的，“共产党因领导抗日而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并借助于这种群众支持在后来征服了全中国”那样简单——不过，对这个问题我将在最后一章作详细阐述。
最后，在战争时期(比如20世纪30年代)，群众支持(这个词本身就含义不甚明确)只不过是一种间接的量性的因素。只有当它转变为一种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综合力量的时候，才能变成决定交战双方胜负的因素，因此，与其把它当成一种直接的决定性因素（照此推理，便会得出这样一种更可质疑的看法：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与战败的共产党相比,得胜的国民党想必是得到了更多的群众支持），倒不如把它放在中共为夺取政权与国民党进行军事战争的综合力量上予以权衡。
共产党人在年离开江西苏区显然是他们在军事上失利的结果，这方面金日平当然没有错误。令人不解的是，他提出要严格区分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江西苏区的共产党领导人在政治上是成功的，而在军事上则相反。这的确也是中共领导人在年初所持的观点,但后来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军事问题固然重要，但不应忽视共产党的群众动员、社会组织、行政管理、思想宣传和瓦解敌军等政策是怎样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军事进程。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还应对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做进一步的分析。这方面金日平没有涉及，我们后面会做进一步说明。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插图本），-01
本杰明·史华慈对中共运动与毛泽东的崛起所做的研究是经典性的，他在研究中曾试图概括毛泽东领导中共走向成功的基本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不断分裂和连年混战所造成的有利发展的形势下,加之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共产党组织和红军的存在，有利于作战的地势和有足够经济给养的经济力等条件，共产党的自治政权不但能够存在，而且还可以得到发展——毛泽东在年写给党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所表达的这些思想——被史华慈看成是江西苏区时期毛泽东战略的主要特征。
史华慈认为,虽然后来毛泽东对此有所发挥，但是其基本战略几乎没有改变。他把这一概括与共产党在中国的成功联系起来，总结说：“我认为,这些就是该战略的主要内容。这一战略与有利的外部环境相结合，最终导致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成功。”
然而,有许多历史学家对此持不同观点。他们坚信,毛泽东与中共的基本战略在从江西苏区到抗战爆发期间发生了重大变化。
ShantiSwarup把中共在江西苏区的失败说成是由它所提出的社会改革纲领过高造成的，而把中共在抗日战争年代的成功归因于社会改革与民族革命相结合。
同样，TetsuyaKataoka认为共产党人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来的巨大胜利与其说是由于以往开展农民战争、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结果，倒不如说是由于以后实行城市与农村并重路线的结果。
虽然有必要给毛泽东的总体战略下一较为准确的定义,但是我还是同意史华慈的观点：毛泽东关于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革命的基本主张在江西苏维埃时期就已形成，此后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不过有几点需要指出：
首先，至少应当承认20世纪30年代后期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已有很大变化。Kataoka指出，共产主义革命若不顾及政治环境是不能无限扩展的，他把中共比喻为鱼,把中国的老百姓比喻为水，并由此而把长征描述为鱼在无水的情况下“游动”的时期；ShantiSwarup指出了毛泽东的政治现实主义和李立三的革命理想主义以及后来王明和博古的革命浪漫主义之间的区别；Lotveit提到，毛泽东注重现实的稳健路线与以往领导人过分热心于革命的激进路线形成了鲜明对照；魏说，经历过长征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学会了像柔韧的毛竹子那样去随风而动、变化姿态。在瑞金时期，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党和红军领导人;而到延安时期，他已成为一位支配全党全军的核心人物。因此,毛泽东的战略后来也就成了全党的战略。由此可见，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在此期间必然是有所变化的。
甘肃会宁县城西津门
其次，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和后期，毛泽东本人的政治主张也有很大不同。前期反抗国民党，后期联合国民党;前期提“苏维埃政府”的口号，后期提“人民政府”的口号;前期实行平分土地的政策，后期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这些变化非常重大，足以被认为是战略性的改变。而其中没有变化的——我猜想这也该是史华慈的基本观点——只是毛泽东的思维方式,我把它称作政治现实主义，以便与以前党的领导人所坚持的革命理想主义形成鲜明对照。史华慈也注意到了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在长征结束之后所发生的变化，而且他还正确地指出，这种变化对共产党人来说只不过是一些形式上的改变而已，也就是说,在实质性内容方面，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没有改变。
历史的发展并不总是同历史人物的意志互相吻合。这种情况使人们想起了一个世纪以前由张之洞及其同僚针对中国国内的变革而提出的那个著名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同样，就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关于统一战线的政策而言，看来好像是“共产主义革命为体，中国政治为用”。但是，正如前者的儒家口号产生于西方列强在物质上占优势的国内外形势的迫切需要，而后来的历史进程却证明了相反的观点——西学转变为“体”，中学反变为“用”一样，共产党人的口号也是来自当时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中共历史的发展也同样证明了相反的观点——政治变成了“体”，革命变成了“用”。
我现在的研究想要说明的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中共领导层在指导思想上从革命理想主义向政治现实主义转变的时期，或者说(如果更喜欢这样说的话)是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化的时期。这一转变与长征期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上台掌权同步发生，而且正是这一转变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主观方面的力量，这种力量与当时的外部因素相结合，导致共产党人在20世纪40年代末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不少历史学家曾把江西时期与延安时期进行比较，以发现共产党内是否有什么变化，如果有的话,又是什么性质的。然而连结这两个时期的长征就是这种变化的本身!当然，长征可以被看成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一个短暂插曲而已。而在当时，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也曾都把它看成是一个非常时期——共产党人一直都在努力开辟新的根据地，并恢复他们“正常的”革命活动，而国民党人则一直以消灭共产党人并恢复他们“正常的”政治统治为目标。不过，正常与非正常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很难加以区分的，许多反常，比如军阀战争，倒成为正常。
总之，长征依其本身的地位和性质而言，被看成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时期或许更为合适。
（本文摘自《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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